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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微笑着，没有自怜或痛苦的迹象，只是单纯逗我罢了——她总是能唬住我。这是典型的法拉做法，让你知道她在操纵着你做她想做的事，把你也变成小阴谋里的同谋来设计你自己。诚如她女儿后来的说法，这是让她得以越过和抵抗人生中“一道道坎”的东西。法拉自己有一次用她那善良温和的方式抱怨说，天上的神必定是知道她对苦难的忍耐力，因为他们始终在用各种各样的噩梦“保佑”她。她从一场革命和一场战争中生还，曾拖着两岁半的女儿、怀着七个月身孕跨越国界从伊朗偷渡到土耳其，而那时她丈夫正在德黑兰监狱受着折磨——这些只是九牛一毛。
“我想知道，”我说，“你究竟要屈尊插手到什么地步。”
她略过我说：“你别忘了我是个编辑。就当我是你的编辑吧。”
她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深编辑，不完全是我心里想的那种编辑。但法拉和我有一段很长的故事。
我们曾经从切维蔡斯开车回到乔治城，和法拉的姐姐马赫纳兹在如今已不存在的一家鲍德书店待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从对美国总统竞选的热烈讨论（我指的是2008年那次，虽然奥巴马已经在预选中胜出，但我们还是在争论奥巴马和克林顿那些不相上下的优缺点）跳到八卦、购物、伊朗政府的诡计和我将要开始的美国国籍申请面试。因为在华盛顿待了十一年之后，我终于决定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了。法拉把这当作一种我转向她最近的痴迷对象的暗示，她对美国历史正疯狂着迷。
在她病重得不能开车以前，我们三个会定期见面，有时在零落地开在乔治城和杜邦环岛附近的几家书店，有时在切维蔡斯的芝士蛋糕工厂，有时也在凯迪小巷的“利奥波德氏”冰淇淋店，见了面就聊个没完。我们会兴奋到疯疯癫癫，别人没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插嘴，孩子气地用一些只有我们自己能明白的逸事典故和暗号略语去闹哄哄地打断对方。即使在理发店（因为，我们当中要是有人需要理发或者吹头发了，我们也会在理发店见面），我们也会特别吵闹，因此，客气又体贴的店主很快就把我们带到后面的房间，给我们端上卡布奇诺，而我们也想把嗓门放低，可结果往往徒然。
法拉和马赫纳兹都是主修英语文学的——即使放到现在的伊朗这也很少见，那时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的讨论就总是伴着关于书的心得交流。我们是被某种纽带联系着的，可单单血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亲密。早在我被叫到单调无趣的移民服务办事处回答问题、作为一个新入籍的美国公民宣誓之前，我们就秘密约定了要做两个国家的公民，分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属于两种语言，它们既让我们忆起我们抛在身后的那个国家，同时也让我们想起我们选择作为新家的这个国家。而恰是这种对双语种的切换使用，对两种语言的诗歌和小说的掌握，对两种文化——这个词可能听来甚为含糊——的耳濡目染，给我们提供了最多的暂时稳定感。
我始终相信，正是最初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同样的梦和同样的对文学的热爱，维持着我们的友谊——也导致我们有一次那样乱开车，后来又一次次重蹈覆辙。法拉和我经常会谈得特别专注，不可避免地我们就会迷路，错过罗克维尔大道的出口，因而几乎总是在见马赫纳兹时迟到。马赫纳兹会表现出一副准备耐心等到海枯石烂的样子，并试图从我们中学女生式的借口和强忍着不笑出声的样子里找出点异样。
“你得加一些美国历史的内容到新书里，就像你把伊朗历史加到《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一样，”法拉说着，眼神不再看路，而看向了我，“不然关于美国小说你还能写些什么呢？”
在告诉我该做什么这件事上，法拉从来不会有所保留。我开始跟她抱怨，我有一次在一堂研究生研讨课上提到了托克维尔，一个学生举起手来问我：“托克维尔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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