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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生存于人类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对于“诗”、“抒情”、“美”这样的字眼，总是保持着崇高的故意。人类不仅具有抒情的能力，而且具有这种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
这样抒情诗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性质的问题，抒情态度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范畴。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原名就叫做《抒情时代》。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抒情诗具有最古老的起源，它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G·B·维柯便把人类原初状态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称为“诗性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诗人。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生，出现了专司诗歌的“诗人”。诗人与非诗人的分裂便产生了。诗、诗人总是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诗人被认为是由神灵所选中并赐予灵感的特殊而神秘的人物。曾几何时，诗与诗人成为一种神圣的价值体系的象征，屹立在宝座上，享受众人崇敬的注目和向往。
但是，对于米兰·昆德拉这位东欧作家来说，他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他看到了他所崇敬的法国大诗人艾吕雅，在他的布拉格朋友被斯大林最高法院送上绞刑架上之时，公开正式地宣布与之脱离关系。他深受创伤。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一切都变成了怀疑的对象，包括诗歌。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接近（进入）诗歌？小说中的主人公、年轻的诗人雅罗米尔第一次作为一个诗人而诞生是在他的初恋失败之时。在一种对自己的嫌恶和耻辱之中他蓦然面对的是自己的卑贱与渺小。他依靠写诗，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奇异世界，使他高出了现实的笨拙，得到了一个第二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是出于伟大和崇高的激情，而是它的负面，使雅罗米尔成为诗人。诗成为一种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诗人从诗与现实分裂的隙缝之中滑落下来。生活产生了离析，日常领域是单调乏味的空虚，“而天上却是另一个世界，到处是灯火辉煌的路标，时间分割为一道灿烂的光谱。他无比兴奋地从一道光跳到另一道光，每次都坚信落在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时代。”
自从诗获得了与现实相对立的象牙之塔的贵族含义之后，我们应该承认，这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诗的含义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分裂是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厄运。在昆德拉看来，诗人似乎成了这种厄运的象征和化身。“雅罗米尔究其一生辗转于两个世界的边沿。昆德拉认为，当诗人们处于无力突破现实的行动世界而面临的基本境遇时，所采取的对付方法，便是——抒情态度。但是处于这种境遇的，并不仅仅是诗人。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存在境遇，是人类对永恒、崇高、美等一切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而上追求所注定的宿命。
《生活在别处》所描写的时候被昆德拉称为一个”抒情时代“。50年代的捷克，今天的人们把它视为一个政治审讯、迫害、禁书和合法谋杀的时代。但是，昆德拉说，我们这些还记得的人必须作证：它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抒情的时代，一个充满着激情的时代。大学生们的墙上刷的标语写道：”梦想就是现实“，”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千百万人振臂高呼，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昆德拉认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描写一个时代，选择一个特定时代并非因为对它本身感兴趣，特定时代只是照亮了隐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环境中只处于潜伏状态的某种东西释放出来。是的，雅罗米尔是个”邪恶“的人，他毁灭了情人，也毁灭了自己。但这样的邪恶同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所有制度所有时代的每个年轻人身上。并不是特定时代才产生雅罗米尔，只是特定时代释放了他的这种心理因素。所有的时代都产生潜在的雅罗米尔。他并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恶人，他是一个人性意义上的恶人。昆德拉展示了这位有天分的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的年轻诗人一生的心理发展逻辑，这个逻辑的内涵是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雅罗米尔终其一生都在为进入现实的行为世界而努力。昆德拉告诫道，请别以为雅罗米尔是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一生的廉价解释。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自我与现实的对立之中，我们都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自我。这样，对自我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恐惧便与生俱来地高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之上。现代心理学认为，正是这种压抑的升华产生了文学。
问题便变成了这样：文学的存在论意义是什么？
昆德拉说，”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人类的生存是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人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的回答形式。昆德拉所做的是这个问题形式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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