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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八个先令我过了三天四夜。有了在滑铁卢路糟糕的经历后，我向东走，来到了佩尼费尔斯的一个寄宿所过夜。这是一家典型寄宿所，像伦敦里其他的客栈一样。这里可以住五十到一百个人，是由一个“副手”管理，这人是老板的代理人，也就是说，这些客栈是营利的，属于有钱人的产业。一间宿舍能睡十五到二十个人，床也是又冷又硬，但被单倒是一个星期不到就洗一次，算是进步。住宿费用是九便士或一先令（收一先令的宿舍里，床与床之间的距离是六英尺，而不是四英尺），一般晚上七点就要付钱，否则就走人。
楼下是厨房，对所有房客开放，免费提供炉火、煮东西的锅、茶碗和烤面包用的叉，厨房里终年日夜烧着两盆火。房客们轮流负责烧火，打扫厨房和铺床。其中有个地位比较高的房客，看起来像诺曼人，名叫史蒂夫，是码头工人，他被称作“房子的头头”，负责仲裁争端，也是这里不收钱的打手，负责对付滋事的人。
我挺喜欢那厨房。它在地下深处，是个天花板很低的地下室，里面很热，焦煤烟让人昏昏沉沉，唯一的光源是炉火，照出角落一片黑天鹅绒般的光影。绳子从天花板拉下，用来晾换洗的衣服。人们的脸被热得通红，其中大部分是码头工人，拿着饭盆在火边走来走去。他们有些光着身子，因为衣服洗了，在等晾干。到了晚上，人们喜欢玩纸牌和跳棋游戏，一起唱歌，最喜欢唱的歌是“我是个爸妈都不喜欢的小孩”，另一首受欢迎的歌是关于船只失事的。有时夜深，有人会买一桶便宜的螺回来，大家一起吃。大家通常都会分享食物，而且会照顾失业的人。有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人，看上去似乎命不久矣，他们管他叫“气洞布朗”，看过好几次医生，身上都已经开过三次刀了，他一直都是靠别人救济的。
有两三个房客是领着养老金的老人。遇到他们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在英国居然会有老人靠每个星期十先令的养老金过活。这些老人除了养老金就没有其他收入了。其中的一个老人比较健谈，于是我问他是怎样生存下来的。他说：
“哦，住一个晚上是九便士，一个星期就是五先令三便士，星期六花三便士剃胡子，那就是五先令六便士，然后每个月花六便士理一次发，平摊下来一个礼拜三便士左右。这样就剩下四先令四便士吃饭抽烟。”
他觉得没有其他开销了。他吃面包和人造黄油，喝茶，到周末就只有干面包和不加牛奶的茶，也许他穿的衣服是别人捐的。他似乎很满足，比起食物，他更珍视他的床和炉火。但对于每个星期只有十先令收入的人来说，还花钱剃胡子，实在是很让人敬畏。
我整天在街上转悠，最东到沃平，最西到怀特查贝尔。很奇怪，去过巴黎之后，觉得伦敦安静且干净多了，但同时也更乏味。我怀念有轨电车刺耳的鸣叫，吵闹不堪的后街生活，还有警察列队浩浩荡荡走过广场。伦敦人穿着更体面，脸也更和善，甚至看起来更相像，不像法国人每张脸都那么有个性，有股凶猛的狠劲。伦敦没那么多酒鬼，没那么多尘土，也没那么多争吵，但却有更多无所事事的人。人们三五成群站在街角，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靠着伦敦人每两小时就消耗一份的茶加两块面包过活。伦敦的空气没巴黎的那么热烈，这里是茶壶和劳务交换的地方，而巴黎充斥着小酒馆和血汗工厂。
观察人群是件挺有趣的事。伦敦东区的女人很漂亮（也许是混血儿的缘故），莱姆豪斯有很多东方面孔——中国人，东印度水手，卖丝巾的德拉威人，甚至还有些锡克教徒，天知道他们怎么来到这里。到处都是街头会议。在怀特查贝尔，被称为歌唱的福音的组织承诺要把你从六便士的费用负担中解救出来。在东印度码头路会有救世军在执行任务，他们依着“怎么对付一个喝醉酒的水手”这首歌的调调，唱“这里有人喜欢心怀鬼胎的犹大吗”这首宗教歌曲。在塔山两个摩门教徒在召集会议，他们站的平台聚集了一堆又吵又闹的人群，有的人在指责他们一夫多妻的制度。一个满脸胡子的瘸子看起来是无神论者，一听到上帝这个词就开始咒骂。这里喧闹声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我亲爱的朋友们，只要你们肯听完我讲的话，这就对了，让他们说去吧，别吵了。不，不，你回答我，你能指给我看上帝在哪儿吗？你指给我看的话我就信上帝。噢，闭嘴吧别打岔，你自己闭嘴吧，一夫多妻主义者……是的，关于一夫多妻主义，我有很多话要说。别让女人工作，我亲爱的朋友，只要你们……不，不，你不要岔开话题。你见过上帝吗？你触碰过他吗？你跟他握过手吗？噢，别吵了，看在老天份上，不要吵了！”等等等等。我听了二十分钟，很想了解一下摩门教，但整个会议一直都只有争吵。这就是街道会议的命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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