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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待在那高地上，直到太阳余象从我的视网膜中消失。仿佛觉得在我的心里有一个轴心在旋转，越来越慢。凭着它，我也观察到了自己背后的事物。在北面群山之后，天空浮现出一片火云，想像中正好在我们家的上方。谷仓西墙上，有一个锯成红桃、方块、黑桃和梅花的图案用来通风，而透过那黑乎乎的洞口，飘散着我父亲那百年之久的孤独。
我背对着离开这地方，后来也是边走边转过身朝那儿望去。一只小鸟从高地边上直飞云天，就像刚从下面那个侏儒手里溜脱似的，它要这样来赢得与巨人的投石角斗。随之，它又从空中俯冲下来，就像被击落了。在白日的余晖里，后面谷地深处旁的湖面上显现出透明的胶体色彩。这时，我心想着那全然是一片被淹没的蜜蜂在旋转着透明的翅膀。
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耷拉着脑袋，回来时总是挺胸昂首。在村口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一块纪念碑，上面说的是，1941年的某一天，人们第一次聚集在这里的地下室里，抵抗法西斯主义。（在斯洛文尼亚每个我后来还要去的地方，我都碰到了墙上镶着相应铭文的房子。）我也想进行抵抗，而且下定决心抵抗，不是在哪一个地下室里，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和平中，没有集会，就我自己。“用战斗造一个句子吧！”我对自己说，然后我才发现，这可就是那样一个句子，像甲骨文一样多义。有一次，我乘兴拐进一个木棚里，随手抓起斧子狠狠地劈在砧板上。一个妇人走过来，要我把一堆锯成一截一截的木块劈开来。我使劲地劈起来，木块四处乱飞——我现在还觉得额头上就有一块——，过了一个钟头，我就赚到了一顿晚饭和几个新词，比如用“分裂光明”来表述“制造麻烦”。另有一次，一个皮球滚到我脚前，我一脚踢得那样精准，人家就邀请我一起玩了（就是到了今天，我有时还梦想着在国家队里当个前锋）。一双鞋合力抱着脚腕，而父亲的皮腕带使手臂强壮有力，也不再仅仅是个腕套了。
一到晚上，菲利普·柯巴尔就坐在“黑土地”旅店拐角的位子上。谁也不问他的名字，甚至连那些不断巡视的警察也不闻不问。在所有人那里，他只是被称作“客人”。连这里照片上的铁托都转过身离他而去了，朝着天空望向一个轰炸机中队。
餐桌上，没有放满各种各样的，时而令人想起万人坑里那一具具头朝前栽倒的尸体的奥地利烤点心，又是简简单单的一摞白面包片，放在桌布上，那桌布自古以来就叫做“面包布”。
时值盛夏，有时候坐在房子外边热得要命。返回时，我通常甚至会很热，感觉山涧的空气吹拂在脸上，犹如扇起令人惬意的扇子。在通往餐厅敞开的窗户前，放着一个有几级台阶的踏板，服务员每次都要踏上去，以便从里面的厨师手里接过盛菜的盘子。在托架旁边，是一片水泥地，上面布满深深的条纹，看上去有点像一排钢琴键：自行车存放场，大多数时候空空的。避雷针从上面引到这里：也真是的，这地方几乎没有一天不下雷雨的。夜晚一到外面，到处都是闪电，这个中学毕业生索性用上了“宇宙眼”这个古希腊词语。因此到了七月里，那些萤火虫刚刚还在灌木丛里飞来飞去，转眼间就钻到草地里消失了。
那个服务员比我还要小一些，或许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这里。他个头儿不高，瘦小，长着一副狭窄的、近乎三角形的棕色面孔。在我的眼里，他只会出身于人烟稀少的深山里，是一户平常人家许多孩子中的一个，生在四周都围着石墙的独门独户里，小的时候不是牧童就是森林野果的采集者，知道每一个哪怕再隐蔽的角落。那个女朋友，向来只有别人说她长得漂亮——他可是我自个儿用这个词语描述的第一个人。和他说话，从来都没有超出问候、订餐和道谢之类。他不和客人交谈，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这人身上的美更多则来自一种坚持不懈的专注，一种友善的警觉，而不是他的形象。你从来都不用去呼叫他，或者哪怕只是挥一挥手：他站在餐厅或者花园里最后边的角落里，那儿就是他闲时歇口气的位子。看样子，他像沉醉在对哪个远方的梦幻里，然而却眼疾手快，哪怕是最细微的神色都逃不过他专注的目光，甚至抢在每个神色之先，以特有的方式显现出一个“彬彬有礼者”的图像，是行为模式的典范。一到上午，即便已经雷声阵阵，他也要摆好李子树下的餐桌，然后还要在第一滴雨点掉下来之前就又把它们收拾好。他就是与众不同，有时候碰到他独自一人在餐厅里，给每把椅子都寻找着各自的位置，好像这关系到给一群喜庆的人排座位似的，一场洗礼仪式或者婚礼，因为所有的客人毕竟在这样的场合都特别挑剔。他对那些一点都不值钱的、已经磨损不堪的物品（在这家旅店里，几乎只有这样的物品）所表示出的小心仔细，同样也与众不同：他把金属餐具摆放得工工整整的，把调料瓶上的塑料盖子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有一次，傍晚时分，他站在那寒碜空荡的空间里，一动不动地直看着前面，然后走到远处的一个壁龛前，给放在那儿的大肚子玻璃瓶上加了一个小小而温馨的变化，顿时让这整个房间充满了宾至如归的气氛。又有一次，餐厅里坐满了人，吃晚饭时常常就这样，他把就要送到客人桌前的一壶咖啡放到柜台上，小心翼翼地将把手弄直了，然后以一种夸张的架势抓起那微小的容器径直递给了要咖啡的客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自己给那些醉酒的人点烟时十分一本正经，他也始终只需要做一个动作。此时此刻，我看到他那半闭的眼睛闪闪发亮。
白天里，独自待在房间里或者去野外时，我更多思念的是那个服务员，而不是父母或者女朋友。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一种爱。我并不是想去他那里，而是有意要在他近旁。一到休息日，他不在了，我便觉得若有所失。一旦他出现，他那一身黑白装扮顿时让满屋的各个角落里充满了生气，我也获得了色彩感觉。或许这样的爱慕也来自他始终保持的距离中，而且不仅在上班时如此。有一天，我碰见他身着便装，站在汽车站的快餐铺前，自个儿成了客人，而且旅店里那个服务员和面前这位身着灰色便装的年轻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把雨衣搭在胳膊上，一只脚撑在下面的横杆上，慢条斯理地吃着香肠，目光落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上。或许就是这种距离感汇同那专注和平静的神气一起形成了那既震撼着这位观察者，又获得了典范力量的美。直到今天，我依然处在一种不得已的境况中，还在回想着那个沃凯因服务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在通常情况下虽说无济于事，然而，他的图像毕竟又回来了，至少在这一瞬间，我可以心平气静了。
在“黑土地”旅馆停留的最后一天里，快到午夜时分——所有的客人，也包括那个女厨师都已经走开了——，我回房间时经过敞开着的厨房，看见那服务员坐在满满一大木盆碗盘前，用一条桌布一个接一个地擦着碗盘。后来我从上面的窗户望出去，只见他站在下面的山涧桥上，穿着裤衩和衬衣。他那弯曲的右臂上托着一摞盘子，他一个接一个地拿下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让它们漂到水上去，像一堆飞盘一样，整齐，优雅。
这个年轻的菲利普·柯巴尔在“黑土地”旅馆四人间里度过的夜晚几乎完全是没有梦的。几年前，被关挤在寄宿学校宿舍里，让持续的头痛牢牢地钉在枕头上。我常常想像着，独自在自由的天空下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中间，暴风和雪片席卷扫过，我暖暖和和地裹在被子里，直到耳根，惟独我的脑袋冻得都要炸裂了：由于这咆哮的山涧，这样的想像现在成了现实；山涧推移了这位睡眠者房间的墙壁，替代了他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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