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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告诉卡洛斯·维罗，说我可以整段地背诵《佩德罗·巴拉莫》时，我还没完全从眩晕中恢复过来。其实，不止如此：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
卡洛斯·维罗委托我将胡安·鲁尔福的另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这是我那时候唯一没读过的故事：《金鸡》。文章是密密麻麻的十六页纸，薄纸，已快破成碎片了，由三台不同的打字机打成。即使没人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也能立刻感觉出来。这个故事的语言没有胡安·鲁尔福其他的作品那么细腻，也没有多少他独有的技巧手法，但是，他的个人魅力却流露于字里行间。后来，卡洛斯·维罗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邀请我为根据《佩德罗·巴拉莫》改编的第一部电影进行一次检查与修改。
这两件工作的最终结果远远谈不上好，我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促使我更深刻地去了解一部我确信已比作者本人更熟悉的作品。说起作者本人，我是直到几年以后才认识他的。卡洛斯·维罗做了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他将《佩德罗·巴拉莫》根据时间片段剪开来，再严格按照先后顺序重组成戏剧。作为纯粹的工作方式，我认为这很合理，可结果却成了一本不同的书：平板而凌乱。但是，这对让我更好地理解胡安·鲁尔福的独具匠心很有帮助，也更体现了他非凡的智慧。
在《佩德罗·巴拉莫》的改编中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名字。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主观，任何名字都与用这名字的人有某种相似，这一点在文学中比在现实生活中要明显得多。胡安·鲁尔福说过，或者有人让他这么说过，他是一边读着哈里斯科公墓里的碑文一边构思他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的。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比他书中的人名更恰当的专有名词了。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要找到一个与所饰演的人物名字毫无疑问地相契合的演员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它与前一个问题不可分割——是年龄。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胡安·鲁尔福都很小心地不去留意人物的年龄。纳西索·科斯塔·罗斯不久前做过一次非凡的尝试，想确定《佩德罗·巴拉莫》中人物的年龄。纯粹出于诗意的直觉，我一直认为，当佩德罗·巴拉莫终于将苏萨娜·圣胡安带回他半月庄的广袤领土时，她已是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了。佩德罗·巴拉莫应该比她大五岁左右。其实，如果剧情沿着一段得不到慰藉的黄昏恋的悬崖急转直下，我会觉得这戏剧更加伟大，更加可怕但美丽。科斯塔·罗斯为两人所设定的年龄与我所设想的不一样，但是相差不是很远。可是，这样的诗意和伟大在电影里是无法想象的。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老年人的恋情感动不了任何人。
这些珍贵的研究有个坏处，那就是，诗歌中的情理并不总是基于理性。某些事情发生的月份对分析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十分重要，但我怀疑他本人是否对这一点有所察觉。在诗歌中——《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诗歌——诗人运用月份来达意，却不顾时间上的精确性。不仅如此：许多时候，连月份、日期甚至年份都被改变了，仅仅是为了避免一个不好听的韵脚或者同音重复，而没有想到那些变化可以促使评论家做出某种断然的结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月份与日期上，花也是一样。有些作家常用花朵，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的名字响亮，而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否与地点和季节相符合。因此，在好书中看到开在海滩上的天竺葵和雪里的郁金香，都已不稀奇。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要绝对地确定哪里是生者与亡人之间的界限已属不可能，其他方面的精确更是空谈。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的年岁有多长。
我说这些，是因为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使我终于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因此，我写他，就必然会显得一切都像是在写我自己。现在，我还想说，为了写下这些简短的怀念之辞，我又重读了整本书，我再次单纯地感受到了第一次读时的震撼。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翰，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莫娅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