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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艾尔·文森特
他的腿太长，当不了自行车运动员。可是，他骑着一辆名叫“哈利路亚”的自行车徜徉在巴黎街头。巴黎正是清晨，街道刚洒完水，弥漫着羊角千层酥和热面包的香味。他过着学生的日子，却不是学生；他像在流亡，却不是流亡者；他确实拥有阿根廷国籍，并非飘零无根，却只认幻想文学、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这一个祖国，巴黎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如果说，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伤和远离，那么，胡利奥·科塔萨尔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充分回应了这种模式。每位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和，去反驳。
一九一四年，他出生在布鲁塞尔。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阿根廷外交官，时任阿根廷驻比利时大使馆商务参赞。不久之后，父亲扔下他们，离家出走。他的童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班菲尔德度过的，青少年时期曾患病休养，饱读诗书，师范毕业后，在门多萨的库约大学任教。他高雅的精神世界与低俗的庇隆主义发生了碰撞，加上其他麻烦事：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内莉·马丁，外省的资产阶级拉出一道防疫线，将他隔离；当众拒绝亲吻塞拉费尼教皇使节的戒指，最终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他准备好了，要告别这一切。
年轻的科塔萨尔认识了译员奥罗拉·贝尔纳德斯，她是加利西亚移民的女儿，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一九五一年，科塔萨尔获法国政府奖学金，藉此定居巴黎。当时，他已经创作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受到博尔赫斯的大力褒奖，为后来的声名立下了根基。确实，他走得太远太远了。你可以想象他坐在拉丁区任何一家咖啡馆门前，遥想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距离，创作经典名著《跳房子》，尽情抒发内心的忧伤。也许，爵士乐大师们也走过那里。他们途经巴黎，在塞雷耶音乐厅演出大获成功、回路易斯安那饭店上床睡觉前，来塞纳街的小市场采购补充家中的威士忌。《跳房子》便从这条街开始，奥利维拉沿街走到孔蒂码头的拱门下去见玛伽。路易斯安那饭店，萨特和西蒙·波伏瓦，还有阿尔贝·加缪和朱丽叶·格莱戈曾经在那儿住过。如今，在它狭窄的电梯里，几位梦想成为伊夫一圣罗兰品牌模特的姑娘与迈尔斯·戴维斯、查理·帕克搅在一起。姑娘们很讨人喜欢，迈尔斯·戴维斯扛着小号，查理·帕克扛着萨克斯。
热爱科塔萨尔是整整一代人必须要做的事，认同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惊讶地发现可以用西班牙语像爵士乐那样自由地写作，摒弃约定俗成，或者像杜尚那样，将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新的视角将它们点化为艺术品。一个带法国口音、将大舌音发成喉音的阿根廷人也会如此迷人。更何况，他多此一举地像罗杰·瓦迪姆那样戴着黑色玳瑁眼镜，一张五十年代索邦大学学生的脸，一缕头发遮住额头，正好配上翻领毛衣，照片上的他吹着小号，人如其文，难怪会给当时思想自由、想象力丰富的读者们造成精神毒害。没有哪个女孩读完《跳房子》后不去梦想成为玛伽。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授予他法国国籍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墙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回来吧，胡利奥，有什么难的！”科塔萨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望病重的母亲。他像陌生人那样在埃塞萨机场瞎逛，没有人接他。他从来没有被任何阿根廷政府承认过，接受过。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勒莫区，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广场，从那儿延伸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街，不远处，是一堵黑暗中杀害易装癖的行刑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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