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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日子真是不寻常啊。今天，是我七十七岁的生日。早上，我突发奇想，决定最后一次参访位于兰贝斯的皇家军事博物馆文库。这颇合我奇特的心境。文库的阅览室处于这座大厦的穹顶中，以前是皇家伯利恒医院——旧时的贝德兰姆疯人院——的附属教堂。曾几何时，精神失常者来此殷殷祈祷，而今学者们齐聚一堂，探讨因战争而引发的集体精神错乱。家里派来接我的车要在午饭后才到，所以，我想我得散散心，最后一次校对细枝末节，先与文献保管员说声再见，然后和在这严冬似的几个星期里一直陪同我跑上跑下的搬运工道别；我还打算把十多封老纳特先生写给我的长信捐献给档案馆。我想，让自己装成繁忙的样子度过一两个小时，而后手忙脚乱地料理家务来打发这段时间，就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了。昨天下午，在同样的心境下，我在书房里忙碌着。现在，草稿整理好了，标注了日期，复印好的资料贴好了标签，借的书也准备好归还了，一切已经就绪。我向来喜欢干脆利索。
天又冷又湿，我觉得坐公交车实在太麻烦，于是我就在摄政王园林乘上了出租车。在驶往伦敦市中心漫长而缓慢的旅途中，我想起了疯人院里那些可悲的病人，他们曾被公众取乐。一想到不久我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不禁自怜起来。扫描的结果已经出来，所以，昨天早上，我就去看医生了，状况不太好。我一坐下，医生就这么告诉我。我头痛，太阳穴感觉紧绷绷的，病因特殊，非常诡秘。他指出在扫描的区域内有粒状污点。我发现他手中的铅笔在颤动，我猜想是否他也同样在经受神经紊乱的折磨。心想能有助于治病，我倒希望他真是如此。他说我正在患微弱而几乎觉察不出的中风，病程比较慢，但我的头脑，我的心智，将逐渐崩塌。折磨我们一切人的记忆衰退会更加明显，更让人感到衰老，直到最后我毫无意识，因为那时我将失去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一周中的日子、早上的事情或者甚至十分钟之前的事情都将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我的电话号码、我的地址、我的姓名以及我一生的所为都将化为乌有。再过两年、三年或四年，我将认不出我现有的老朋友。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将意识不到我在自己的房间。不久，我将不能自理，因为我需要终身护理。
医生告诉我，我患的是血管原发型痴呆，这倒有一点令人欣慰。他必定多次提到过，崩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况且，它也没有早老性痴呆病那么糟糕。早老性痴呆病会引起性情剧变并有攻击倾向。如果幸运的话，我的病有可能会是良性的呢。我不太可能不高兴——我，一个头脑混沌、古怪唠叨的老太婆，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期望。是我自己要他给我说实话的，所以我也没什么可埋怨的。这会儿，他急于催我出去，因为还有十二个人在候诊室焦急地等待。总之，当他帮我套上外套时，他概括出了一张路线图：失忆、短期和长期的词语的消失——普通名词可能最先不辞而别——然后是语言本身，还有平衡能力，紧接着，整个运动控制系统，最后是自动神经系统，全都和我一一永别了。一路平安！
起初，我并没有悲伤。相反，我倒有点得意洋洋，想急忙把这消息告诉给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来发布这条爆炸性新闻。也许我正在失去自控。这显然太重要了。整个下午我在书房里慢条斯理地劳碌，等我完工时，书架已新增了六箱文件。史蒂拉和约翰晚上过来看我。我们点了几道中国菜，他们俩对盅碰杯，喝了两瓶摩根酒，而我喝绿茶。听了我对未来的描述，我这两位可爱的好朋友都不知所措。他们都已是六旬老人，开始自欺欺人地认为七十七岁还仍旧年轻。今天，在寒冷的冬雨中，我乘着出租车缓缓穿越伦敦时，我别无思绪。我告诉自己，我要发疯了。别让我发疯。可是我又觉得，骗不了自己。也许我只不过是现代诊断学的牺牲品。在另一个世纪，也许人们会说我老了，所以大脑退化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不过是在弥留之际，渐渐地，我是凡事不知，凡事不晓了。
出租车穿过布卢姆斯伯里后街，经过我父亲再婚后住过的房子，经过五十年代这十年中生活和工作过的地下公寓。过了一定年龄的人在穿行整个城市时会思绪万千。故人曾落脚过的地方堆积如山。我们横穿过广场，在那儿，利昂英雄豪迈地照顾着他的妻子，然后以惊人的至诚抚养他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某一天，我也会令某一位在疾驶的出租车中的乘客浮想联翩。我们沿摄政王园林的内环线抄近路离去。
车行驶在横跨大河的滑铁卢大桥上。为了领略城市风光，我身体前倾，斜坐在椅子边缘。转过头一看，顺流而下看到圣保罗大教堂；逆流而上，跳入眼帘的是大本钟。它们两者之间，伦敦风光历历在目，一览无遗。我顿感自己身体舒适，精神爽朗，只是稍微有些头痛，略感疲惫。尽管形枯容槁，我仍觉得自己风采依旧。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我很难向他们解释。我们可能看起来像爬行动物，但我们并不是异类。然而，再过一两年，我就没有资格作这一番熟悉的断言了。人一旦病入膏肓，精神错乱，就成了异类，成了一群劣种。谁也休想说服我。
桥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机破口大骂，我们被迫绕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厅。当我们转过圆盘，向兰贝斯区驶去时，我一眼瞥见了圣汤姆斯医院。它经历过1940年德国闪电式空袭——感谢上帝，我当时不在——后来重造的建筑和钟楼简直是民族的耻辱。在此期间，我在三家医院工作过：艾尔德海医院、皇家东萨塞克斯医院和圣汤姆斯医院。我将它们融合在描述中，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集中在一地。这样做确乎扭曲了事实，但这纯然是为了方便起见，其实它是我对真实性的最小的冒犯。
雨下得小了，司机利索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车从路中央驶向博物馆正大门。我只顾着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镑钞票，撑开雨伞，却浑然不觉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车，直到出租车驶离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片刻间，我以为它无人照管。其实，司机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只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看不到他。我还不能确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着一辆没有驾驶员的罗尔斯轿车，我就会想起马歇尔夫妇。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们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并没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涟漪。我已习以为常。他们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刊登他们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或者他们向伦敦泰特陈列馆捐献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农业研究项目提供慷慨的资金，还有她举行的盛大聚会，他们向全国性报纸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诽谤活动。因此，当我向博物馆前那对巨型姐妹炮走去时，我的脑海中掠过马歇尔勋爵和勋爵夫人，这并不异乎寻常，可是看到他们走下台阶向我走来，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欢送会由一批博物馆官员——我认出了其中的馆长——和一名专职摄影师构成。两名年轻人为马歇尔夫妇撑伞，他们在柱子旁拾级而下。我犹豫不决，不由得放慢脚步，但没有驻足停步，招人眼目。人们在握手道别，马歇尔勋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他拄着一根拐棍，在我眼里，这根漆棍好像已经变成某种典型标志。他们夫妇和馆长摆好照相的姿势，然后在撑着伞的年轻随从的陪伴下离去。博物馆的官员们仍然停留在台阶上。我想看看马歇尔夫妇到底会走哪条路，这样我就不会与他们迎面相逢。他们向左边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随他们而去。
在升起的炮管和水泥炮台的掩护下，再加上雨伞倾斜着，我隐而未见，但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默默地走过。人们从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尽管他脸上有了褐黄斑和略带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轩昂的富豪气质依然犹存，虽然已不如从前。岁月皱缩了他的脸，一点点夺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缩小了，骨质也疏松了。他步伐有些蹒跚，走路有些迟缓，但对于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他的手却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这根拐杖也不仅仅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他对世界的善行经常被人传颂，也许他已花了一生的时间痛改前非。或者说，他毫不犹豫地阔步向前，过着永远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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