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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钧既判，两仪遂分。大地之上，列为五洲；每洲之中，万国并立。五洲之说，古时虽未曾发明，然国度是一向有的。既有了国度，就有竞争。优胜劣败，取乱侮亡，自不必说。但是各国之人，苟能各认定其祖国，生为某国之人，即死为某国之鬼，任凭敌人如何强暴，如何笼络，我总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如此则虽敌人十二分强盛，总不能灭我之国。他若是一定要灭我之国，除非先将我国内之人，杀净杀绝，一个不留，他方才能够得我的一片绝无人烟的土地。
看官，莫笑我这一片是呆话，以为从来中外古今历史，总没有全国人死尽方才亡国的。不知不是这样讲，只要全国人都有志气，存了个必要如此，方肯亡国的心，他那国就不会亡了。纵使果然是如此亡法，将来历史上叙起这些话来，还有多少光荣呢！看官，我并不是在这里说呆话，也不是要说激烈话。我是恼着我们中国人，没有血性的太多，往往把自己祖国的江山，甘心双手去奉与敌人。还要带了敌人去杀戮自己同国的人，非但绝无一点恻隐羞恶之心，而且还自以为荣耀。这种人的心肝，我实在不懂他是用什么材料造成的。所以我要将这些人的事迹，记些出来，也是借古鉴今的意思。看官们不嫌烦琐，容我一一叙来。
却说宋朝自从高宗南渡以来，偷安一隅。忘却徽、钦北狩之辱，还觍然面目，自信中兴。诛戮忠良，信任秦桧，所以南宋终于灭亡而不可救也。高宗之后，六传而至度宗，其时辽也亡了，金也灭了，夏也绝了，只剩了蒙古一国，气焰方张，吞金灭夏，屡寇中华，既占尽了北方一带，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阳，江、淮一带，绝无宁日。
原来蒙古的酋长，姓奇渥温。自从未宁宗开禧二年，他的什么“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名叫“铁木真”的，称了帝号。看官，须知蒙古本是游牧之国，铁木真虽是称了帝号，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帝”字是怎么样写法，所以他虽建了许多什么九旗呀、八旗的。在那鄂诺河地方，即皇帝位。群臣却还是叫他“成吉思”。这“成吉思”三个字，在蒙古话里就是“皇帝”了。
他的称帝，虽是看着中国的样，却连年号也不懂得建一个。后来慢慢的有那些全无心肝的中国人，投降过去，在他那边做了官，食了俸，便以为受恩深重了。拿着“尽忠报国”四个字。不在中国施展，却施展到要吞灭中国的蒙古国去了。所以蒙古人也慢慢的吸收了许多中国文明。到了第四传，他的什么“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名叫“忽必烈”的，才晓得建个年号。
这一年——宋度宗咸淳七年，还是蒙古忽必烈的至元八年，方才去了“蒙古”两个字，改一个国号，叫做“元”。他何以不知“名从主人”之义，舍去自己“蒙古”二字，改一个“元”字呢？只因他手下有一位光禄大夫太保参与中书省事，姓刘，名秉忠，表字仲晦的。这一位宝货，本来是大中华国瑞州人氏，却自从先世，即投入西辽，做了西辽的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他的祖父，却又投入了金朝，去做金朝的官。到了这位宝货，才投降蒙鸿钧。
这一改他忽地生了一个“尽忠报国”的心，特地上了一封章奏，说什么“陛下欲图一统中原，必要行中原的政事，一切典章礼乐制度，皆当取法于中国之尧、舜。中国自唐、虞以来，历代都有朝代之号。今陛下神圣文武，所向无敌，将来一定要入主中原，不如先取定一个朝号。据中国‘易经’、乾元之义：乾，乃君象，元，首也。故取朝号，当取一个‘元’字”云云。
忽必烈览奏大喜，即刻降旨，定了这个“元”字，从此“蒙古”就叫做“元”了。
忽必烈（以后省称元主）又特降一旨，叫刘秉忠索性定了一切制度。秉忠正要显他的才干学问，巴不得一声奉了旨意，定了好些礼乐、祭祀、舆服、仪卫、官制等条例。又定了许多“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银青荣禄大夫”“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奉国上将军”“昭勇大将军”等名目，元主一一准从。
又降旨叫他起造宫殿。秉忠也乐得从事。于是大兴土木，即在燕京起造。也不知费了多少年月，耗了多少钱财，方才一一造成。各处题了名字：改“燕京”做“中都”，后来又改为“大都”。宫殿落成之后，元主就喜滋滋的，叫钦象大夫，拣了黄道吉日，登殿受贺。到了这日，自是另有一番气象。但是庭燎光中，御炉香里，百官济济跄跄，好象是汉官威仪，却还带着好些腥膻骚臭牛奶酪酥的气味；雕梁画栋，螭陛龙坳，好象是唐官汉阙，却还带着许多骑骆驼，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的神情。闲话少提。却说元主登殿受贺之际，享尽了皇帝之福，觉得这个滋味很好，不由的越发动了他吞并的心，遂又降下旨意，一面差官去安抚四川、嘉定一带；一面差官去催襄阳一路，务须速速攻下，不许有违。又指拨了两路兵，去攻掠江，淮一带地方。众官奉旨，都是兴兴头头的分头办去。只有宋朝这位度宗皇帝，还是一味的荒淫酒色，拱手权奸。只看得一座吴山，一个西湖，便是“洞天福地”。外边的军务吃紧，今日失一邑，明日失一州，一概不闻不问。宫里面任用一个总管太监，叫做巫忠；外面任用一个宰相，叫做贾似道。这贾似道，本来是理宗皇帝贾贵妃的兄弟。贾贵妃当时甚是得宠，乘便在理宗跟前代自己兄弟乞恩。理宗遂将他放了一个籍田令，后来慢慢的又做了两任京、湖南北、四川宣抚使，又放过一回蒙古议和大臣，回来就授了知枢密院事，居然是一位宰相了。说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国的中国人，反有那“尽忠报国”的心；倒是处在自己本国的中国人，非但没有“尽忠报国”的心，反有了一种“卖国求荣”的心。真是叫人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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