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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历史上有两次改革都是他们有了巨大的飞跃，第一次是在唐朝年间的大化改新，使他们从一个奴隶制国家飞升成为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而在明治维新中，他们又成为了一个亚洲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历史的罪人，我们今天写的就是他们的第二次运动，称之为——倒幕运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发生的倒幕维新运动，一般被认为是使日本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变革”。然而，关于士农工商各阶层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却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有强调“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主要动力”者，有强调“草莽”——下级武士是“倒幕斗争中一支积极的、主体的力量”者，有强调武士阶级通过自我变革调整完成“政权交替”者等等，而较少重视幕末士农工商诸阶级中惟一可代表日本资产阶级前身的町人阶级的作用，自从孝明天皇改革以来，东瀛仍旧是一个由幕府掌控的国家，并且经历了两个家族的争权夺利，最终大权落到了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手里，他消灭了丰臣秀吉统一了全国，开创了一个时代叫江户时代。紧随而后，经过了历代的天皇大权旁落，幕府将军自满自大，并且闭关锁国，仅仅开放长崎一个口岸。结果，美利坚合众国的佩里将军两次开着蒸汽铁甲舰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使得他们的白银外流，物价上涨飞速。
在德川幕府末期，由于掌握政治权力的武士阶级贫困化和无政治权力的町人阶级富有化，以及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在町人阶级内部发生两极分化，使本来就带有重视经济而轻视政治倾向的町人阶级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复杂和“暧昧”。他们给历史学家们留下的印象似乎依然是：“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未曾对武士阶级特权的正当性发起挑战。他们似乎乐于扮演二等政治角色，满足于赚钱和家庭生活。”的确，从幕末町人阶级的总的表现看，他们没有因身处被统治阶级和对现存政治不满而主动发起旨在推翻幕府权力的篡权斗争，而是仍然相信“资本的逻辑”和金钱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致力于赢利赚钱。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并未因自己既有的经济地位而去积极维护现存的封建制度，或者“与幕府和诸藩同呼吸共命运”。在幕末出现的“佐幕”与“尊王”、“开国”与“攘夷”等重大政治课题面前，作为握有强大货币资本的町人阶级虽然因地域差别、贫富差别以及当时的利益关系等缘故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但也表现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倾向。
对于町人阶级而言，“佐幕”与“尊王”问题首先是对幕藩统治的态度问题，而对幕藩统治态度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对士农工商身份制的态度问题。元禄时代7曾有伊藤仁斋、井原西鹤、西川如见等代表町人对幕府的身份道德发起挑战；享保改革后町人学者石田梅岩提出了“四民职分平等论”，大阪怀德堂学派打出了“不论贵贱贫富，一律视为同辈”的平等精神旗帜；化政时代出现以式亭三马、司马江汉等为代表的化政町人又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这些都反映了町人对幕府等级身份制的鲜明立场。这种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和精神，到了幕末不仅发展为鄙视武士的思想意识，而且表现为鄙视甚至侮慢武士的行动。例如《藤冈屋日记》记述了许多町人鄙视、侮慢武士的事件，有武士进店吃饭因计较饭菜量少而受讥笑的，有因买衣服要求减价而受侮慢的，有因听到炮声打颤而被町人嗤之以鼻的，还有因对町民无理施暴被打得半死的等等，说明“在町人中广泛流行鄙视施政阶级——武士的意识已成为幕末的一种时代特征”。
町人这种鄙视武士的思想意识，诚然是基于武士经济的贫困化、武士武力的懦弱化、武士政治的腐败以及町人经济、文化力量的增强产生的，但其精神动力，无疑是来自于他们对等级身份制的反抗意识。与这种轻蔑武士意识的扩展同步，幕末町人对幕藩统治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兴起新潮，在谈论町人反幕斗争的问题时，首先有一点需要说明，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武士町人化和农民的商人化以及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到幕府末期，町人阶级的成分与初期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加之即便是原来的城市町人也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使町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层。因此，在诸如“打毁”、“改世”（日文写作“世直”）等所谓“都市一揆”的反幕府统治的斗争中，由于当时不同的利益关系等缘故，富裕的上层町人与贫穷的下层町人的态度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有时上层町人还成为被下层町人“打毁”的对象。然而，上层与下层町人之间的矛盾，毕竟属于町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不是幕末政治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他们在“佐幕”还是“尊王”这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即是说，作为町人阶级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所谓“王政复古”的“尊王”，而反对既有的幕府统治。当然，总的政治目标一致未必就斗争形式相同，加之由于町人阶级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造成的参政意识淡漠，使得町人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大多是围绕自己切身利益展开的，并且贫、富两阶层町人的反幕斗争形式也有较大不同，即：贫穷的下层町人主要通过“打毁”、“改世”等所谓的“都市一揆”形式，反抗、打击、动摇幕府的统治；富裕的上层町人则主要通过经济力量和手段反抗、瓦解、动摇幕府统治和“以经济支援者的身份”协助、支援“倒幕军”倒幕。
幕末町人阶级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在“天保改革”时就掀起了新潮。例如天保十三年春町人写的《阿房艰难经》中尖锐批判幕府的政治说：“各色贿赂，权门流行，诸家献金，多多益善……（而町人）与他町买卖，不得融通，困难重重，致使店铺昨设今撤，到处搬迁难得定所，家妇不知如何是好。……太过分啦!太过分啦。”表现了町人对幕府统治者腐败行为及其恶政的愤慨和批判。再如当时的江户，到处贴着批判讽刺幕政的“落首”（打油诗），辛辣讽刺和批判了幕府的俭约政策。这反映了町人阶级对幕府统治的反抗精神。然而对幕府统治直接造成有力打击的，应该说是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都市一揆”。从整个江户时代看，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都市一揆”，比以农民为主体发动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但据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彦的统计，也有420余次。江户时代中期后的“都市一揆”，可说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户发生的“米骚动”打毁运动为肇始，到18世纪后半叶以后不断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间，至幕末，更加频发和激烈。“都市一揆”的主体势力，初时带有以“町役人”为领导的“？町民一揆”的性质，但是越到幕末，如“改世一揆”那样，下层町人尤其是城市贫民成为主体。“都市一揆”爆发的直接契机，多为发生饥荒、米价飞涨，以及反对幕府或诸藩横征暴敛“御用金”之类强化苛捐杂税等政策。其表现形式，既有如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大阪市民叛乱，也有诸如幕末福知山城下町发生的“一揆”那样，要求藩主撤消“产物会所制”等财政规定，允许米谷买卖自由、降低税收等内容的起义。但是，大多数的“都市一揆”，往往是町民要求当政者降低米价、救济贫民、减轻课税等出于经济目的的自发性斗争，其“打毁”的对象也多是囤积大米的米店和经营“两替屋”等的大富商，而直接“打毁”幕藩统治机构的斗争却极少。然而这不能说其矛头所向只是富裕商人，而不是幕藩统治权力。因为第一是诸如要求降低课税、谴责“代官町役人”的腐败行为，批判和要求幕藩统治者修正“专卖制”和乱发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统治的政治性质；第二是因为驱动町民打毁行动的根本精神动力，是要求改变世道的“改世意识”。尤其是后者的“改世意识”，才真正代表了幕末町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
所谓“改世意识”，即要求改旧世道为新世道的思想观念。林基氏的研究认为，“改世”的观念在江户时代见于文献最早是在宝永五年（1708）。当时流行的题为《松平赞岐守上洛为御规式进贡五桶十条真鲷备忘录》的“落首”中说：“屡屡摇斜桶，一心欲改世。此后每当地震时，人们就把“改世”一语当作咒语叨念，意为“改天换地”。天明年间，田沼政权与定信政权交替，时人已称之为“改世”，俳人小林一茶，文化五年、六年的俳句中也有“轻轻拂动世直风，飘飞流传萤火虫”之名句，至化政时期“改世”已是日常用语，并“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到了幕末，由于幕府政治的日益腐败，人们要求改变世道的意识更加强烈，不仅在“落首”中常出现诸如“人所翘首以盼者，改正之世也”，而且诸如“百姓一揆”和“都市一揆”等打毁斗争也成为“改世意识”的行动表现，称之为“改世一揆”。例如，庆应二年4、5月至6月江户町人连续发动的“改世一揆”，不仅持续时间长，“打毁剧烈”，而且波及全国。同年5月大阪町人的打毁斗争与此遥相呼应，规模扩展到西自兵库南至纪州附近的大阪湾沿岸的几乎全部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幕藩的权威，沉重打击了幕藩权力，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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