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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威尔明顿
我叫约翰·泰里，生于公元1977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长大。威尔明顿以身为州内最大港市为荣，还有久远繁盛的历史，不过我现在觉得，这个城市之所以存在全是偶然。当然，宜人的天气、完美无瑕的海滩都很吸引人，不过来自北方的大批退休人士看中了这里低廉的房价，想在海边养老。这些涌入的新移民似乎让这个城市有些措手不及，小小的腹地毕竟只是开普菲尔河与海洋间的方寸之地。十七号公路北通麦尔托海滩、南达查尔斯顿，将此城一分为二，这条公路也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干道。当我还小的时候，开普菲尔河附近的旧城区到莱兹维尔海滩开车只要十分钟，不过，中间的红绿灯和购物中心实在太多，尤其在周末假日，游客蜂拥而入的时候，我爸和我要花一个钟头才能到那儿。莱兹维尔海滩位于威尔明顿北端海岸外的小岛上，无疑是州内远近知名的海滩胜地。沿着沙丘而建的房子贵得离谱，整个夏天，大部分房子都会被度假的游客租用。外滩群岛让人感觉与世隔绝，岛上除了有野马，还因为奥威尔和威尔柏这对莱特兄弟的著名试飞而闻名于世。虽说这些元素会给海岛增添浪漫的气氛，不过说句良心话，不管去哪里度假，一般人只有在找得到麦当劳或汉堡王的地方才会自在，不仅是因为万一小朋友不喜欢当地名产时不会饿肚子，而且，大城附近的夜生活选择也比较多。
跟所有的城市一样，威尔明顿有富人住的地方，也有穷人出没的区域。我爸工作的地方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单纯的公家单位——邮局，他每天就是帮邮局送信。他那份薪水还够我们生活，不算富裕，但是过得去。我们没什么钱，住的地方倒是靠近富人区，刚好让我能上城里其中一所最好的高中。不过我家跟朋友们的家都不一样，我家又小又旧，前廊还有一部分开始塌陷了，不过我家的庭院倒还有些可取之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橡树，八岁的时候，我还跑到附近工地捡了不少木头，自己盖了一个树屋。我爸从头到尾没帮过忙（如果他钉了根钉子，那大概真的是意外）；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冲浪。其实早在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明白我跟爸有多不一样，可是人小时候懂得事情真的不太多。
爸和我有天壤之别：爸害羞内向；我老是活力充沛，而且讨厌独处。爸觉得教育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学校只是一个有运动社团和体育课的俱乐部。爸的动作姿势都很怪，走路常常拖着脚；我到哪里都是跳来跳去，老是叫他计时，看我从街头跑到街尾再回来要花多久。我八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比爸还高了；一年后，比腕力也赢了他。我们的外表也完全不同。爸的头发是沙金色，眼睛是淡褐色的，脸上还有雀斑；我则有着褐色的头发和眼珠，橄榄色的皮肤到夏天会晒得黝黑。我们长得一点也不像，难怪有些邻居觉得怪。不过这也难免，毕竟是爸一个人把我养大的。等我长大后，还听到过邻居们嚼舌根，说我妈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跟人跑了。虽然后来我怀疑妈当时是有了别人，不过从来没有得到过爸的证实。爸只说妈意识到自己结婚太早，还没准备好要成为母亲。爸从没埋怨过，不过也没说过妈的好话，但是，他在我每次祈祷的时候，都提醒我要提到妈妈，不管她人在哪里、做过什么。“你让我想起了她。”有时候爸会这样说。到了今天，我既不曾，也不想跟我妈说一句话。
我想爸应该很快乐，这样说，是因为爸不太表露情绪。长大到现在，我们也很少亲吻或拥抱，就算有，感觉通常也很平淡，就像在尽该尽的义务，而不是有感而发的举动。我知道爸很爱我，因为他尽全力把我拉扯大；有我的时候，爸已经四十三岁了，有时候我真觉得，比起当父亲，他更适合当个修道士。爸是我见过的最安静的人。他对我的生活很少过问，几乎不生气，也很少开玩笑。他的生活极其规律，每天早上都为我准备炒蛋、土司和培根当早餐；晚上则为我准备好丰盛的晚餐，边吃边静静地听我讲学校里发生的事。和牙医约诊，他会提前两个月就敲定；每个星期六早上付账单、星期天下午洗衣服；每天早上七点三十五分准时出门上班。爸几乎没有社交生活，每天多半自己一个人，走固定的路线送信和包裹。爸从来就没约会过，周末晚上也从来不和朋友打牌；家里的电话几个星期不响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就算真有电话来，不是打错的，就是电话营销。我知道爸自己一人把我养大一定很不容易，但是他从没有抱怨，甚至当我让他失望的时候也没有。
大部分的晚上我都一个人度过。爸忙完一天该做的事情后，就会躲回书房继续玩赏钱币。钱币是爸这辈子最大的热情所在。他最心满意足的时刻，就是坐在书房里和钱币待在一起，然后花时间读一份给钱币商看的内部通讯《灰页》，顺便挑选下一次要添购哪枚硬币。其实最早开始收藏钱币的是我爷爷。爷爷心目中的英雄是刘易斯·艾理阿斯伯格，一个来自巴尔的摩的金融家，他是唯一一个完整收藏美国硬币的玩家，包括所有不同铸造日期和造币厂标志的版本，收藏的数量跟国家艺术博物馆有的一比。奶奶在1951年过世后，爷爷更是执意要跟爸一起扩展钱币收藏的规模。每年夏天，这对父子坐火车南征北讨，去铸造厂购买新发行的硬币，或是参加东南各州的钱币博览会。后来，爷爷跟国内很多交易商打过交道，几年下来，花了好大一笔钱换购并扩增收藏。不过，跟艾理阿斯伯格不同，爷爷一点也不富有，他只是在布尔高市开了一家杂货店。等到城里开了家皮格利威格利超市后，爷爷的店就倒了，再也没机会攒起一批媲美艾氏的收藏。即使如此，他每一分闲钱还是都投到了购买钱币上。爷爷同一件夹克穿了三十年，一辈子也只开这么一辆车。我很确定，爸高中毕业后没升学、直接去邮局上班，也是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让他上大学。爷爷的确有点怪，就跟爸一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应了这句老话。爷爷过世以后，在遗嘱里特别交代要把房子卖了，所得的钱一定要继续投资在购买更多钱币上。其实，就算他没有提醒，爸爸也肯定会这么做的。
等到爸继承那一批收藏时，它们已经值不少钱了。通货膨胀高峰，一盎司黄金价值八百五十美元的时候，那批钱币算是一小笔资产，足够我节俭的爸爸退休好几次都有剩，也比二十年后的现在要更值钱。可是，爷爷和爸收集钱币都不是想要发财，这两个人喜欢的是刺激的寻宝过程，以及从中建立起的父子间的紧密联系。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寻找一枚硬币，找到所在地后，驱车赶去那里，谈个好价钱买到手，这其中自有其令人兴奋的地方。想要的硬币有时买得起，有时则不，不过，爸和爷爷把收集到的每一枚硬币都视作珍宝。爸希望我也能继承这个昂贵的嗜好，当然也包括其中必需的牺牲。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冬天睡觉都要多盖条毯子才会暖和；每年就只有一双新鞋；除了救世军或教会捐来的衣物，我从来就没买过新衣服。我爸连相机都没有，我们两个唯一一张合照，是在亚特兰大的钱币博览会上拍的。我们站在一个交易商的摊子前，那个商人替我们合影，再寄给我们。这张相片后来就一直放在爸的书桌上，相片里，爸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我们两个人都笑容满面，我手里握着一枚品相十分好的1926年铸造的野牛五分镍币，是爸当时刚到手的，那枚硬币是野牛镍币里最稀有的一批。我们后来一整个月都只能吃热狗和烤豆子，因为那枚硬币的价格比预期高出太多。
我不介意作出这些牺牲，起码有一阵子，我是这么想的。爸跟我讨论钱币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大人看，那时候我至多只有七八岁。要是有大人，尤其是自己的爸爸，把自己当成大人一样平等对待，对任何小孩来说都是非常兴奋的事。我很享受爸灌注在我身上的注意力，也努力吸收他教我的知识。没过多久，我就能告诉别人，1927年跟1924年相比，多铸了多少圣戈当双鹰硬币；为什么同样一枚巴柏一角硬币，新奥尔良铸造的比同年在费城铸造的多值十倍……即使是现在我也还是懂得不少。不过，跟爸不一样，后来我不想再继续收集钱币了。钱币是我爸唯一能讨论的话题，有六七年的时间，我每到周末都跟爸在一起四处搜寻钱币，而不是跟朋友厮混。但是后来，跟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我开始注意到别的事情：运动、异性、车子和音乐。到十四岁时，我就几乎很少待在家了，怨怼也越来越深。与朋友相比，我渐渐发现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朋友总是有钱去看电影，或买一副时髦的太阳眼镜，我却得在家努力凑几个二十五分硬币，才能去麦当劳买个汉堡。十六岁那年，好几个朋友收到的生日礼物都是汽车；爸却只给了我一枚在卡森市铸造的摩根一元银币。家里沙发上的裂痕用毛毯盖着，我家也是附近唯一一户没装有线电视和微波炉的家庭。后来冰箱坏了，爸买了一台二手货来替换，那冰箱有着全世界最丑的绿色，跟厨房其他地方完全不配。想到要请朋友过来我就别扭，于是爸成了我的出气筒。我知道这很不成熟，如果我真的要钱，大可以去割草或者打点零工什么的，但我就是怪罪到爸的头上，当时的我像蜗牛一样盲目，像骆驼一样蠢。但纵使现在我告诉你我很后悔，一切也都不能重来了。
爸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情况有变，但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他尝试过了，用的是他唯一知道的方法，也是爷爷唯一的方法：讨论钱币。只有这个话题会让爸自在。除了这个，爸也继续帮我准备早餐和晚餐，但是我们越来越陌生。与此同时，我也和一直以来的朋友疏远了。这些人最后都变成小团体，而区分的标准是谁要看什么电影，或者谁最近在购物中心买了哪一款衬衫。我发现自己是个旁观一切的外人，后来心想，去他的，学校里总有我的容身之处。就这样，我开始跟那群所谓的坏学生混在一起。那群人什么都不在乎，最后我也一样，开始逃学、抽烟，还因为打架被停课三次。
我也放弃了运动。高二的时候，我还会去跑步、踢足球和打篮球。有时候回到家，爸会问我学校的情况，不过如果我讲到细节，他会很明显地变得不自在，因为他对运动一无所知。爸这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团体竞赛。高二那年，爸有一次来看我打篮球。他坐在场边，头发半秃，穿着破旧的运动夹克，两个脚上的袜子还不成对。爸虽然并不超重，但是裤子的腰围太紧，让他看起来好像有三个月身孕，当时我只觉得丢脸，根本不想承认他是我爸。比赛结束后，我甚至故意躲开，我知道这样很要不得，但那就是当时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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