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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原名阮玉英，1910年4月26日，诞生于上海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
清末时期，各地动荡混乱，上海被列强势力瓜分，有钱人尽情在这个花花世界坐福享乐，贫苦百姓不但要受到官吏的压榨，还要时时遭受洋人的欺辱，在这段不被当人看的日子里，穷苦的人犹如在炼狱中求生存。
玉英的父亲叫阮用荣，原本生活在广东香山县，少年之时父母双双离世，留下他一人在残酷的现实中求生存。过早地承受悲痛使他更加觉得活着的不易，也更加想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家乡连年灾荒，靠务农为活的他没有丝毫收成，眼看要饿死街头，无奈之下便和家乡的几位朋友一起到上海谋事糊口。那时他才刚满十八岁，生命丢给他一根细细的绳，也要使劲拽住往上爬。
没去上海之前他就已经听说过那里的“十里洋场”，亲眼目睹上海的繁荣之景后更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娶妻生子，组建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在上海定居下来，更何况他年少气盛，总觉得靠自己拼搏一定能心想事成，然而生活到底有多残酷远不是他能想象的。此时的他还沉浸在一片美好幻想中，即使现实是每天受尽苦难，他依然脸上挂着笑容，充满希望地看着前方。是的，他做到了，只是一切来得太不容易。
年轻的阮用荣一来上海便在码头做起了“扛夫”、“肩运工”等苦力活，他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只能靠力气挣饭吃，还要时时承受“包工头”的无情暴力，在他们眼里，苦力都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兼出气筒，连牛马都不如，而苦力们也是敢怒不敢言，任其压榨。这样的工作实在非常辛苦，一天卖命的干赚得钱也不够吃上一顿白米饭，真是毫无希望可言。做了一段时间后，阮用荣跟同乡的几个朋友借了点钱在“青莲阁”茶楼门口摆了个水果摊，那时他还是有思想、有反抗意识的。他想靠这个行当起家自己做点小生意。这个茶楼是一个外国人开设的，为了招揽生意，茶楼里经常放着“西洋影戏”。阮用荣每天站在门口听着别人说“戏”字，却根本不知道“戏”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边卖着东西，一边幻想着等自己攒够了钱一定要进去见识见识，这时的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成为上海三十年代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可惜他一生努力，也没有机会看着女儿长大成人。
阮用荣的小水果摊没摆多长时间就被一群地痞流氓给砸了，原因是他没有拿钱去疏通门路，那些流氓恶狠狠地说：“你想摆摊可以啊，但是要先交保护费！”
可怜阮用荣摆摊的钱都是向朋友借来的，现在本还没赚够就断了财路，他哪里有钱再去填地痞流氓无休止的勒索，这次打击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吃人的社会，他的激情也一点点被浇灭。想来想去，他觉得这样的生意是容不得他做下去的，便托朋友帮忙再帮他找份工作。很快，朋友介绍他进入浦东亚细亚火油栈做了一名工人，这份工作比起苦力轻松不了多少，而且环境恶劣，对身体危害极大，但起码每个月都能拿到固定收入，虽然工资依然少得可怜。阮用荣习惯这份工作后就再没有了改变的想法，一做便做到了三十多岁。
十几年如一日的重复机械式工作，早就磨灭了阮用荣心中存在的那一丝幻想，偶尔能看见他露出的笑容也变成了机械式的笑。三十多岁本是男人壮年时期，生活的压迫却使阮用荣面容憔悴、身体消瘦。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不能再拖，便在几位好心朋友的介绍下，终于娶上一位妻子。
新娘叫何阿英，21岁，跟他是同乡，长得不算漂亮，脸瘦瘦的，额骨很高，但跟他还算般配，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人，只要能在一起相扶着过日子就很好了。他们在朱家木桥祥安里租了间阁楼算作新居，两个人都很老实本分，小心过活，如果说父母的性格对玉英的自身性格有很大影响，那么那个时代对以玉英为代表的一众女性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结婚后的阮用荣依旧每天早出晚归赶去工厂上班，因为住的地方与上班的地方相隔甚远，每天来回在路上就要花去两个多小时，阮用荣从未睡过一个懒觉，每天天刚亮就急急忙忙起床，随便洗漱一下，拿起两个馒头就走，路上更是不敢有所耽搁，因为迟到一分钟就会被站在工厂大门外的油栈工头记上大名，而被记上名的人都会被无情地扣掉工资。阮用荣拿着糊口都困难的工资哪敢再被扣掉一点，家里等着用钱，将来孩子出生等着钱用，阮用荣像被上了链条的风轮，不停运转着。而何阿英除了尽心照顾好丈夫外也会在周边找些洗衣服、做针线等杂活赚点零钱补贴家用，那时候的贫苦妇女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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