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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遵照严格的审慎、严正的公平与适当的慈善等规则行动的人，也许可以被称为德行完美的人。但是，仅拥有最完美的规则知识，将不足以使他能够遵照规则行动：他自己的各种激情常常会误导他，有时候逼迫他，有时候怂恿他，违背他自己在所有冷静清醒的时刻所赞许的一切规则。最完美的知识，如果没有最完美的克己或自我克制的功夫加持，将未必使他言行得以合宜正当。
古代某些最好的道学家似乎认为，逼迫或怂恿我们的那些激情或热情，可以被划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别：属于第一类的，是那些即使要抑制个一时片刻也需要大大努力自我克制的激情；属于第二类的，是那些若要抑制个一时片刻或甚至某一短暂的时间并不怎样困难的激情。但是，由于那些激情几乎是在不断地引诱我们，因此，在我们的一生中，它们往往会误导我们做出一些重大的偏差行为。
恐惧与愤怒，以及其他某些和它们混在一起或连在一起的激情，构成第一类激情。爱好安逸、爱好享乐、爱好赞美，以及爱好其他许多自私的满足，构成第二类激情。过度的恐惧与狂暴的愤怒，常常很难抑制，甚至要抑制个一时片刻也难。爱好安逸、爱好享乐、爱好赞美，以及爱好其他许多自私的满足，要抑制个一时片刻或甚至某一短暂的时间总是很容易。但是，由于它们不断地引诱我们，因此，常常会误导我们做出许多我们后来很有理由觉得羞耻的懦弱行为。前一类的激情，常常可以说逼迫我们，而后一类的激情则怂恿我们偏离我们的本分。对前一类激情的克制，被前头提到的那些古代的道学家们称为刚毅、男子汉或恢宏的气概、意志坚强；对后一类激情的克制，则被称为节制、端庄、谨慎、稳健。
对那两类激情中的每一类激情的克制力，除了有它从它的效用亦即从它使我们得以在所有场合遵照审慎、公平与适当慈善的指令行动得来的那种优美的光泽之外，还有一种与它的效用无关，纯粹是它自身散发出来的优美的光泽，因此，就它本身而言，似乎值得一定程度的尊敬与赞美。在克制第一类激情的场合，那种克制力的坚强与高贵，会激起一定程度的尊敬与赞美。在克制第二类激情的场合，那种克制力的一贯不变、始终如一与永不间断的规律性，会激起一定程度的尊敬与赞美。某个人，如果在面临危险时，在受到酷刑拷打时，在死亡逼近时，保持他一贯平静的心情，并且绝不容许自己的一言一行流露出任何与最冷漠的旁观者不完全一致的感情，那他必然会博得高度的赞赏。如果他是为了伸张自由与正义而受苦，或是为了表达他对人类的爱，以及对他自己的国家的爱而受苦，那么，我们为他的痛苦所感到的最亲切的怜悯，对他的迫害者的不义所感到的最强烈的愤怒，对他为善的意图所感到的最温暖的同情感激，以及最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功劳应受奖赏的感觉，全都会自动地和对他的宽大恢宏度的赞赏合并搅和在一起，并且常常会使那种赞赏的感觉兴奋昂扬到至高程度的热衷狂爱与崇拜的地步。在古代和近代的历史上，那些让人特别有好感与深情怀念的英雄人物，有许多是为了伸张真理、自由与正义而在断头台上丧命的，而且他们在那里的表现也一如他们平常那样的自在从容与庄严尊贵。倘若苏格拉底的敌人们容许他悄悄死在他的床上，那么，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即使有名，他的名气恐怕也绝不会有那万丈光芒，让后世万代瞻仰起来觉得炫目耀眼。在英国历史方面，当我们浏览维尔杜(Vertue)和郝布拉肯(Howbraken)的雕版所印制的那些名人人头肖像时，我相信，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会觉得，那一把被雕刻在某些最著名的人头下方，象征他们被砍了头的斧头，譬如，雕刻在那些类如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华特·拉雷爵士(Walter Raleigh)、威廉·罗素勋爵(Lord William Russell)、阿尔杰农·希德尼(Algernon Sidney)等人的肖像下方的那把斧头，在被盖印上它的那些人物身上洒下的那一层真正庄严感人的光辉时，远胜过有时候会伴随着他们的人头一起出现的那些琐碎的家族徽章纹饰可能为他们增添的一切光彩。[32]
这种宽大恢宏度的表现，为品格所增添的光辉，并不仅限于清白无辜且有德行的人，它甚至会为某些罪大恶极的罪犯性格迎来一定程度的好感。当某个强盗或拦路抢劫的匪徒被带上断头台，并且在那里表现得很端庄坚定时，尽管我们完全赞许他受到惩罚，我们常常也会禁不住悲叹，惋惜一个拥有这样恢宏高贵的精神力量的人，竟然会犯下这样卑鄙的滔天大罪。
战争，不仅是学得，而且也是发挥这种宽大恢宏度的伟大训练所。死亡，正如我们所说，是恐怖之王。一个已经战胜死亡恐惧的人，不太可能在面临其他任何自然的灾祸时乱了他的方寸。在战争中，人们变得熟悉死亡，因此，必然会被治好性格懦弱与没有经验的人对死亡怀有的那种迷信般的恐怖憎恶症。他们会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丧失，会认为死亡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憎恶的对象，就好像生命有时候也许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渴求的对象那样。而且，他们也从经验得知，许多看似很重大的危险，实际上并不像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重大；反而只要勇敢一点、积极一点与镇静一点，他们就常常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光荣地从起初看似绝望的那些情境中脱身。因此，死亡的恐惧被大大降低，而死里逃生的信心或希望，则被大大提高。他们学会比较愿意面对危险。他们变得比较不急着想要逃离危险，变得比较不容易在身处危险时失去心中的镇静。正是这种对危险与死亡的习惯性藐视，使军人的职业变得高贵，并且赋予这职业某种在人类自然的认识中高于其他任何职业的地位与尊严。巧妙成功地履行军职，以报效他们的国家，似乎是任何时代最受爱戴的那些英雄人物的品格中最突出的特征。
伟大的征讨攻伐，即使违反一切公平正义的原则，即使完全弃绝人道，有时候也会使我们觉得有趣，甚至为那些指挥这种征讨攻伐的最卑鄙的人物，博得一定程度的某种尊重。我们甚至对某些海盗的大胆行径也很感兴趣；我们抱着某种尊敬与赞赏的心情，阅读一些最卑鄙的人物故事，这些人为了追求某些罪大恶极的目的所忍受的艰辛，所克服的困难，以及所遭遇的危险，也许远大于普通的历史课本所叙述的任何艰难险阻。
克制愤怒，在许多场合，被认为不如克制恐惧那样的恢宏与高贵。适当表达公正的义愤，构成古今许多最壮丽堂皇也最令人激赏赞叹的雄辩文章。狄摩西尼斯[33]猛烈抨击马其顿的菲利浦二世的四篇演说文(The Philippics)，以及西塞罗(Cicero)猛烈抨击卡特林纳党徒(Catalinarians)[34]的四篇演说文，它们的优美，全来自于它们高贵合宜地表达了这种激情。但是，这种公正的义愤，其实不过是被适当约束与调节至公正的旁观者能够同情体谅的那个程度的愤怒。超出这个程度的那种狂暴喧闹的激情，总是令人讨厌与不舒服的，并且会使我们比较同情那个遭受愤怒的人，而不是那个宣泄愤怒的人。在许多场合，宽恕的高贵性甚至高于最完全合宜的愤怒。当得罪人的那一方已经作出适当的认错表示；或者，即使没有任何这样的表示，当公共利益要求最不共戴天的仇敌应该联合起来执行某项重要任务时，被人得罪的那一方，如果能够抛下所有憎恨，并且能够推心置腹、诚挚对待曾经使他痛心疾首的那一方，那么，他似乎应当值得我们的最高赞美。
然而，克制愤怒，却未必总是会被认为这样的了不起。恐惧是一种和愤怒相反的感觉，并且常常是抑制愤怒的动机；而在这种场合，动机的卑鄙性质，会减去这抑制动作的所有高贵性质。愤怒鼓舞攻击行动，而且放纵愤怒，有时候也像在展示颇有胆量超越恐惧。放纵愤怒有时候是虚荣心追求的一个目标，而放纵恐惧绝不会是虚荣的目标。爱慕虚荣与意志懦弱的人，当他们与他们的下属，或与那些不敢抵抗他们的人相处时，常常喜欢装出一副很夸张易怒的模样，并且自以为他们这么做是在展示所谓的气魄。一个好逞威风的人，会编造出许多他自己如何傲慢无礼的不实故事，并且以为借此可以使他自己在他的听众眼中变得，如果不是比较可亲与可敬，至少比较不可小看。近代的风俗，由于赞许决斗的陋习，在某些场合，可以说鼓励私人雪耻复仇；在近代，这种风俗也许大大有助于使因为恐惧而抑制愤怒变得比这抑制动作原本或许会被认为的更加可鄙。在对恐惧的克制中，总是有某种尊贵的成分，不管那克制是基于什么动机。对愤怒的克制，却不是这样。除非它完全是基于保持端庄、尊严与合宜的意识，否则就绝不会是完全讨人喜欢的。
遵照审慎、公平与适当慈善的指令行动，在没有什么诱因不这么行动的场合，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但是，在极大的危险与困难中，冷静慎重地行动；虔诚地遵守神圣的正义规则，尽管有某些极其重大的利益在引诱我们违背那些规则，也尽管有某些极其重大的损害在怂恿我们不顾那些规则；绝不容许我们心中的慈悲，因我们曾经慈悲对待过的某些人心怀恶意与忘恩负义，而受挫或沮丧，这样的性格，无疑具有最崇高的智慧与美德。自制的修养功夫，不仅本身是一项伟大的美德，而且所有其他美德也似乎是从它那里获得它们的主要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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