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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其他水手轮流去桅顶瞭望，我第一次当班的时候，天气越发怡人。
在大部分美国捕鲸船上，船一离开港口就同时配备好桅顶瞭望的人员；哪怕在抵达合适的巡游渔场之前，还要航行一万五千英里以上。而且，即便经过了三年、四年，乃至五年的航行之后，捕鲸船已经返航，靠近家乡，只要船上还有什么容器空着——比方说，还有一个空瓶子——那么，桅顶上就会一直有人瞭望，直到最后！在船的天帆桅顶驶进桅杆林立的港口之前，便绝不放弃再捕获一头鲸鱼的希望。
既然站在桅顶上瞭望，无论在岸上还是水上，都是件非常古老而有趣的事情，那就让我们在这里花些篇幅来细述一番。我猜想，最早站在桅顶瞭望的人是古代埃及人；因为，在我所有的研究之中，我发现没有人领先于他们。尽管他们的祖先，巴别塔的建造者们，无疑想要凭借高塔在整个亚洲竖起最高的桅顶，或者在非洲也是如此；不过（在最后的桅冠装上之前），他们那巨大的石头桅杆可以说被上帝暴怒的飓风刮到了船外，消失无踪了；因而，我们不能赋予这些巴别塔建造者以领先于埃及人的地位。而且，说埃及人是一个桅顶瞭望者的民族，这个断言是基于考古学家普遍认可的一个信念，亦即最初的金字塔是为了天文学目的而建造的：这个理论的独特依据在于，那些大厦的四周都有独特的梯形结构；借此，经过一段异常漫长又令人振奋的过程，那些古代天文学家徒步登上塔顶，大声报告新星辰的发现，甚至就像在一艘现代船舶的瞭望台上，大声报告视野中出现了一面船帆或一头鲸鱼那样。在苦修者之中，古时候有位著名的基督教隐修士，他在荒漠中为自己建造了一个高耸的石柱，整个后半生都在石柱顶上度过，食物要用滑车从地面吊上去；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勇敢非凡的桅顶瞭望者的楷模；浓雾、寒霜、雨水、冰雹或雨夹雪都不能将他赶走，他无畏地面对一切，直到最后，直到他真的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我们现代的桅顶瞭望者不过是了无生气的一伙人，纯粹是石人、铁人、铜人；尽管他们足以面对严厉的狂风，但依然完全不能胜任大声报告发现奇怪现象的任务。这里边就有拿破仑，他站在耸入空中一百五十英尺的旺多姆圆柱上，交叉着双臂，至于现在是谁统治着下面的甲板，是路易·菲利普、路易·勃朗还是路易·魔鬼，他都漠不关心。伟大的华盛顿，也高高伫立在他巴尔的摩高耸的主桅之上，就像赫拉克勒斯之柱一样，标志着凡人难以超越的丰功伟绩。海军上将纳尔逊也是安置在钢炮绞盘上，立于特拉法加广场的桅顶；甚至在被伦敦的烟雾弄得一片模糊之时，它仍不失为一个象征，指示着那边藏有一位英雄人物，因为有烟必有火。但是，伟大的华盛顿也好，拿破仑也好，甚或纳尔逊也好，他们都无法回应下面的呼求，无论他们所俯视的甲板上意乱情迷的众生多么迫切地想得到他们的忠告；无论人们怎么揣测，他们的精神可以穿透未来的阴霾，发现必须及时避开的浅滩和礁石。
也许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理由将陆地上的桅顶瞭望者与海上的桅顶瞭望者相提并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楠塔基特唯一一位历史学家，俄备得·梅西，他所做的解释清楚证明了这一点。可敬的梅西告诉我们，在捕鲸业初期，船只例行启航追寻猎物之前，岛上的人会沿着海岸将桅杆高高竖起，瞭望者凭借钉牢的楔子爬上顶端，就像鸡上鸡埘一般。几年前，新西兰的海湾捕鲸者采纳了同样的计划，每当发现猎物时，就给海滩附近准备就绪的船上发信号。但是这个习惯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还是来看看海上捕鲸船那真正的桅顶吧。从日出到日落，三个桅顶上都配备有人手；水手们定时轮班 （就像舵手一样），每两小时轮换一次。在热带海洋，每逢天气晴朗，桅顶上的工作是格外令人愉快的：不，对于一个耽于梦幻和沉思的人来说，它才是愉快的。你站在那里，在寂静的甲板上空一百英尺的高处，大步行走于深渊之上，仿佛桅杆就是巨大的高跷，在你下面，在你的两腿之间，游动着海洋中最为庞大的怪物，甚至就像船只从古罗兹岛港口那著名的大铜像的双腿之间驶过。你站在那里，迷失在海洋的浩无际涯之中，除了波浪，没有一丝生气。恍恍惚惚的船只懒洋洋地行驶着；睡意沉沉的信风吹拂着；一切都让你融入倦怠之中。在这种热带捕鲸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庄严至极的太平无事之中，你听不到新闻，读不到报刊；号外上渲染得大惊小怪的平常琐事，也绝不会让你没来由地兴奋；你听不到任何国内的冲突；保险公司破产；股票下跌；你也从不会为下一顿吃什么而烦心——因为你三年多的食物都整洁干净地存放在大桶里，你的菜单也是千篇一律。
一艘南下的捕鲸船，在长达三四年的航行中，你在桅顶值班的时间，加起来往往会长达整整数月。而且，让人甚为遗憾的是，你贡献了自己可观的一段生命的处所，却如此悲惨地没有任何与家园类似的地方，也不适合培养舒适的归属之感，没有任何诸如床铺、吊铺、灵车、岗亭、讲道坛、马车，或任何其他让人舒适的小发明，可以供人暂时独处。你最平常的栖身处是在上桅顶，你站在叫作桅顶横木的两根平行的细木杆上（几乎是捕鲸船所特有的）。在大海的颠簸下，新手就跟站在公牛角上一样舒服。当然，天气寒冷时，你可以带着你的房子爬到高处，那就是你的值班大衣；不过，确切地说，再厚的值班大衣也起不到房子的作用，依然和赤身裸体一个样；正如灵魂附着在它肉身的临时房屋之内，无法在里边自由行动，如果想要出来，就免不了要遭受毁灭的巨大风险（就像一个无知的朝圣者冬天翻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一样）；所以说，一件值班大衣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个封套，或是包裹你的另一层皮肤。你不能在自己身体里摆上一个架子或柜橱，你也不能把你的值班大衣变成方便的小房子。
就这一切而言，甚为遗憾的是，南方捕鲸船不像格陵兰捕鲸船，桅顶上配备有让人羡慕的叫作乌鸦巢的小帐篷或是小讲坛，瞭望者可以借此抵御严寒海洋上的险恶天气。斯利特船长写了一本火畔故事题为《冰山中间的一次航行，追猎格陵兰鲸，无意间重现发现古格陵兰失踪的冰岛殖民地》，在这本值得赞赏的书中，斯利特船长就他那艘名为“冰川号”的好船，为所有桅顶瞭望者配备了新发明的乌鸦巢，作了一番引人入胜的详尽描述。为了纪念自己的发明，他称之为“斯利特的乌鸦巢”；作为原始发明者和专利权所有人，他摆脱了荒谬虚伪的世故，认为既然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为我们的孩子命名（我们做父亲的便是自己孩子的原始发明者和专利权所有人），我们就同样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其他我们创造的东西。在形状上看，斯利特的乌鸦巢就像一个大水桶或是大管子；上面敞开，安了一个活动的侧面挡板，在强风中用来给你的头部遮风。这乌鸦巢固定在桅杆最高处，你能从底部的一道小活门上去。它的后面，也就是靠船尾的那面，有一个舒适的座位，下面是小柜，可以存放雨伞、被子和外套。座位前面是一皮架，可以放喊话用的喇叭、烟斗、望远镜和其他海上用的便利物品。斯利特船长亲自登上桅顶，站在他这个乌鸦巢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支来复枪（也固定在皮架子上），还有火药筒和弹丸，用来射杀那片海域中大批出没的迷路的独角鲸，或是到处游荡的海中独角兽；由于水的阻力，你从甲板上很难射中它们，而从上往下射就大为不同了。显然，让斯利特船长详尽介绍一番他那乌鸦巢的细微方便之处，实在是他心甘情愿的事。他把很多地方都说得非常详细，还就他在这个乌鸦巢所做的实验，让我们享受了一次非常科学化的描述。他配备了一个小罗盘，以抵消所谓“局部引力”导致的所有罗盘箱磁铁的误差，这个误差是由于船板上有铁物，与罗盘处于近乎同一水平面，而就“冰川号”的情况而言，也许是因为水手中有太多累坏了的铁匠。但我认为，尽管这位船长此处的陈述非常谨慎，也富有科学性，尽管他对那些“罗盘箱误差”、“罗盘方位角测定”和“近似误差”都很有研究，可其实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并没有怎么沉浸在那些深奥的有关磁力的沉思之中，他偶尔会被那灌得满满的小套瓶的吸引，它就仔细藏在乌鸦巢一侧伸手可及的地方。虽然，总体上看，我极其赞赏，甚至爱慕这个勇敢、诚实、知识渊博的船长，但是一想到他戴着露指手套和风帽，在桅顶二十来码的高处研究数学，一想到在这个时候，那小套瓶该是怎样忠诚的朋友和安慰者，而他居然将它完全略而不提，我就对他颇为反感。
不过，即使我们南方捕鲸者无法像斯利特船长和格陵兰捕鲸者那样舒服地栖息在高处，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漂浮在魅力十足的海域，其反差极大的宁静晴朗大大抵消了这种劣势。举例来说，我习惯闲逛一般悠闲地攀登索具，在顶上歇一歇，和奎奎格或是随便哪个下班的人聊上一会儿，然后继续上去一点，把一条腿懒洋洋地搭在中桅帆桁上，先观赏一番水上牧场的风景，这才登上我最后的目的地。
在这里让我敞开心胸，坦白地承认，我对自己的守望工作实在有点不满。整个大千世界的问题在我心中翻涌，叫我怎能——孤身独处于一个如此让人思绪联翩的高度——轻松地坚守职责，遵守所有捕鲸船长期不变的命令，“密切注意，随时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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