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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称……《魔笛》为共济会歌剧的人，我们的人民都不会认真对待。”[92]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政治证言《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攻击了共济会，称其为犹太人的密谋机构。他认为：“犹太人为了加强他们的政治地位，试图拆除曾经每一步都限制着他们的种族和公民障碍。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以与生俱来的狠劲，为宗教宽容而战斗着。而共济会已经完全顺服于他们，成了他们的一件称手的斗争工具，用来实现目标，渡过难关。政治和经济资产阶级的统治圈子及高层被他们用共济会的绳索网罗进来，从不怀疑到底发生了什么。”
希特勒说，共济会也和报界合谋，而报界也是犹太人把控的。“他们坚韧不拔，灵活善变，将报界收入囊中。他们开始用媒体慢慢地控制、诱导、引领、推动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因为他们身居要职，能够创造、指引现在以‘大众观点’之名远较前几十年知名的那种力量。”[93]
希特勒妄想症似地担忧共济会—犹太联盟正慢慢控制着全世界。这种忧虑在20世纪20年代其他主要纳粹人物的演讲和写作中也有反映，如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格雷戈尔·施瓦茨—博斯图尼希（Gregor Schwartz-Bostunich）[94]。随着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在德国议会中占得越来越多的席位，针对共济会的打击也加剧了。例如，在1931年，纳粹官员收到了一份“指南和指导信”，信中称“农民对犹太人的天然敌意和对共济会的敌意，必须被加强到狂乱的程度”[95]。
纳粹在上台后，对共济会士实行无情的压制，和对犹太人的迫害遥相呼应。迫害的模式经历了相似的发展。最开始是突击队员随意行动，或由地方官员下令，强行终止会所活动，并扣押共济会财产。之后，通过1933年4月7日《公务法案》（Civil Service Law）的实施，共济会成员个体被盯上。许多人丢了工作，有一些被投入监狱。在接下去的两年里，共济会士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1934年5月，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通过命令，禁止武装部队队员成为共济会士，并要求已加入者退出。帝国内务部（Ministry of the Interior）部长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在10月28日通过法令，斥责共济会士为国家公敌，下令没收他们的资产。1935年8月，纳粹德国境内所有的共济会组织不是被禁止就是被迫解散。会所大厅被破坏，档案被收缴。[96]
尽管最重要的共济会架构在几年之内都被击垮，当局仍不懈地和境内残存的共济会精神做着斗争。特别是，纳粹试图抹除共济会对德国社会和公务系统的据说有颠覆性的影响。不过，对当局来说，继续鼓吹“犹太共济”共谋的神话也是个有力的宣传工具。因此，本质上说，共济会在德国被打压之后很久，依然是纳粹的核心事务之一。
即便莫扎特、歌德、席勒都曾是坚定的共济会士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在纳粹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这样的结合仍然显得非常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做法或许应该是认为这些德国文化的伟大楷模并未受到共济会影响的污染，或者把他们对它的热情看作是受到了误导。然而，就莫扎特而言，要作出这样的论断，从而扫除他那些和共济会的隐藏联系，却是特别困难。除了质疑那些毫无争议地证明了莫扎特忠于共济会的史料以外，我们要怎么才能解释一些事情，比如他那无比流行的歌剧《魔笛》中的共济会符号体系，比如他写了康塔塔《共济会的欢乐》（Die Maurerfreude, K471）、《共济会葬礼音乐》（maurerische Trauermusik, K477）和《共济会小康塔塔》（Eine kleine Freimaurer Kantate, K623）？
<b>阴谋论——道默、阿瓦尔特和玛蒂尔德·鲁登道夫</b>
让莫扎特和共济会一刀两断的想法却不是源自纳粹的。实际上，对《魔笛》中和共济会的那些关联的关注，在莫扎特于1791年逝世之后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奥皇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及其继任者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都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对奥地利君主形成潜在的冲击，认为秘密社团都是雅各宾派的代理人，因此开始对其实行越收越紧的政策。共济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关停压力，最终，1795年6月通过的一条法律强制关闭所有的会所。[97]奥地利当局面对此时《魔笛》一剧日益流行的情况，在1794年发布了一份小册子，说莫扎特和剧本作者席卡内德（Emmanuel Schikaneder）的这部歌剧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讽喻，有反雅各宾派的意思，试图以此让大家不再关注其中的共济会元素。[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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