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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正在提高着，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提高的标志之一，就是“官司”多了。
有次一位法制报的记者问我：“在法理与情理之间，你更看重法理还是情理？”我说：“涉法言法，涉情言情。”他说：“法理情理纠缠不清呢？”我想了想，向他举了三个例子：一、报载三名小学生，凑了十元钱——甲五元、乙三元、丙二元，合买了五张彩券。当他们分撕五张彩券时，仅出两元钱的那孩子手中的三张彩券，有一张中了奖。
他喜呼：“哈，我中彩啦！”
于是跑回家去。于是家长也跟着兴奋。奖品是一套组合音响、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
出了五元钱的孩子和出了三元钱的孩子，心中非常失落，回家与各自父母细说一遍，父母听后，都觉与情理不通，于是相约了去到那个仅出两元钱的孩子家，对其家长提出分配的要求。那家长不情愿。于是闹到法庭上。
一审判决——谁中了彩，东西归谁。不支持另外两位家长的分配要求。他们不服，上诉。二审判决——既然当时是凑钱合买，足以认定共同中彩。以法律的名义，支持分配要求，并强制执行分配。
三个孩子的关系，原本是很友好的。三家的关系也曾很亲密。经两次上法庭，孩子们反目了，大人们相恶了。
此一俗例，不可效也。法理固然权威，固然公正，但总该也给情理留存点儿现实空间吧？不就是独自获得一样东西与三人各得一样东西的区别吗？不就是三千多元的事吗？三千多元，真的比三个孩子之间的友好与三个家庭的亲密关系重要得多吗？
我认为此事之不通情理，体现在孩子丙的家长身上。主动一点儿，请了另两个孩子的家长来，相互商量着分配，图个共同的喜兴，是多么好的事呢？从此孩子大人的关系，岂不更加相敬相亲了吗？“哈，我中彩啦！”此话差矣。三人合买的彩券，只不过由你撕的一张中彩了。那是“我们中彩啦”啊！“我”与“我们”，一字之差，情理顿丧。
究竟什么原因，在利益面前，使我们的孩子变得心中只有“我”，而全没了“我们”的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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