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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古至今的战争中，这种人对人的仇怨、憎恨、报复，真是在所难免。但人类社会对此点，却也以“人道”的名誉做出了种种约定俗成的尺度限制。报复一旦逾越了那尺度，便要对自己的不人道负责。在这类尺度还未以法理之观念确立之前，人类便借助神的名义来告诫。这种文化现象，体现在《希腊神话故事》中。
还以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为例，后者杀死前者，报复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但却还要用剑将赫克托耳的脚踝扎出洞来，穿过绳索，拖尸数圈，以使在城头观战的赫克托耳的老父亲、妻子和弟弟等一概亲人伤心欲绝——这，便逾越了报复的尺度。
《希腊神话故事》中是这样记载的——阿喀琉斯的行为，触怒了包括太阳神阿波罗和众神之王宙斯在内的几乎所有神的愤怒。他们一致认为，阿喀琉斯必须因他的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宙斯还命阿喀琉斯的母亲水神连夜去往她儿子的营帐，告知她的儿子：是晚赫克托耳的老父亲一定会前来讨要尸体，而阿喀琉斯则必须毫无条件地允许——这是神们一致的态度。
所谓“人文原则”“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乃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西方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只要我们稍稍提高接受的心智水平，就可以发现古人刻意体现其中的、那种几近苦口婆心的、对我们后人的教诲。而这正是文化的自觉性、能动性、责任感之所在。有时，在同一部作品中，其善良愿望与糟粕芜杂一片，但只要我们不将自己的眼光降低到仅仅看热闹的水平，那么便是不难区别和分清的。
据此，我们当然便会认为，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美狄亚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美狄亚对伊阿宋的报复之念是我们理解的，但她为了达到报复目的，连自己与背叛爱情的丈夫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孩子竟也杀死，便逾越了报复的尺度，超出了我们普遍之人所能认同的情理范围。而这一则故事，如果我们不从这一文化立场来看，对于今天的我们便毫无认识价值了。而摈除了认识价值，那则故事的想象力本身，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只不过体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想象力，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
若我们以同样之眼光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名著，比如《水浒传》吧，武松替兄报仇而杀潘金莲，是谓私刑。衙门既被收买，报仇那么心切，连私刑这一种行为，我们也是可以宽容的。
但是，当一个被缚住的弱女子终于口口声声认罪、哀哀乞求饶命时，却还是要剖胸取心，我们今人都能认可吗？
武松血溅鸳鸯楼，连杀十余人之多，其中包括马夫、更夫、丫鬟。他们中有人也求饶命的，武松却一味只说：“饶你不得。”
武松这一文学人物，本色固然堪称英雄，民间声誉甚高，但其愤怒之下的暴烈复仇行为，难免会使后世对他的喜爱打几分折扣。然作为文学人物，那一些情节的设置进而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恰恰描写出了这样一种事实——报复源于仇恨，仇越大，恨便深。大仇恨促生之大愤怒，如烈火也，能将人性烧得理性全无，唯剩仇恨，一报为快。殃及无辜，全不顾耳。武松报仇雪恨之后，以仇人血于壁上题“杀人者武松也”，按现今说法，这叫对某事件“负责”。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又显英雄本色也。但也可以认为，一通的劈杀之后，仇恨之火终灭，理性又从仇恨的灰烬之中显现了。
民间原则、司法条例、国际法庭、联合国会议，不但为主持正义而形成，亦为限制报复行为的失控而存在。在现代了的世界的今天，一切历史上的人和事，以及文化现象中的人和事，都当以更“人道”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因为归根结底，一概政治的立场都绝对不可能是普世的。而人道主义是普世的将永无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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