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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诗经》，估计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国风”部分颇引人入胜；“大雅”“小雅”也能助人对古代的种种祭祀活动多一些想象的依据；至于“颂”的部分，委实没甚意思，浏览几首，放书也罢。
全世界的古代，于诗歌中皆有“颂”的部分，古埃及、罗马、希腊在此点绝不逊于中国的古代。帝也罢，皇也罢，王也罢，只要他们有被“颂”的心思和要求，“颂”的文艺现象就会油然而生。
汉武帝要兴建天地祠，宠臣李延年便奉旨创作乐章，亲自演唱。仿佛颂天颂地，实则句句着意地颂武帝。武帝一高兴，又封了他一个新官职叫“协声律”，等于朝廷第一大音乐家，专抓全国“颂”的文艺的开展。
“颂”诗虽然没什么文学价值，但却有史学价值，可供当代人研究，古代是怎么实践礼乐制度、仪式的状态是怎样的。这种研究，不但可使古代文艺史更趋翔实，也有助于丰富今人对“封建”二字的全面了解。
对“颂”之文艺也要一分为二。有的皇帝极有自知之明，并不以为自己确是“真龙天子”，而且确使国泰民安成为了一个时期的事实——如古罗马的一位皇帝奥勒留，不但是皇帝，还被视为柏拉图之后的心灵哲学家。曾子所言的“吾日三省吾身”，他几乎也是那么做的；如中国汉时的孝文皇帝，三拒登基，当了皇帝是不得已之事。既然当上了，于是躹躬尽瘁；他亲自耕作，改革田赋，引导百姓振兴农业；他废除了以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为惩罚手段的肉刑；他不仅自己衣着简朴，连对自己最爱的夫人也要求严格，不许她用带有绣花图案的布匹做帏帐……
偏偏像奥勒留和汉文帝这样的皇帝，特别反感对自己的歌功颂德。若民间产生对他们歌功颂德的文艺，肯定便是真情表达。奥勒留对人民的爱心对自己要求的从严是有证据的，古罗马史中有着较翔实的记载。汉文帝是否真的那样，无据可查，我们只有相信司马迁了——但愿他没骗我们。
胡适评《诗经》，对“国风”部分极为欣赏，对“颂”的部分十分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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