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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儒林传》以赵魏齐鲁为儒林重心：江东多文苑，儒则逊矣；关西则次第无人，有之皆客卿。六代王官几废，学在民间，门第以学统干政统，兴邦易统，视同分内。隋唐以关陇武人与山东士流共天下，不意运交叔季，竟有“河朔蛮猈”“齐鲁犷悍”“淮右风俗过于蛮夷”，纵云藩镇无德兵争祸民，何至于能五胡六镇所不能为？且乎残唐五季“雇佣兵战争”合于通例，自重其死，扰动尚轻，未若永嘉之甚。此事干系后史者大，当自汉魏以降蛮夷政策及中下政治社会连锁牵动机制觅之。
汉魏边政，行属国监护制，即一君两社会，贵族种落制面对士族官僚制。蛮夷君长身兼中夏士大夫之任，进则辟入州郡，身即公卿，退则返归部落，自治其种，甚合汉氏选举社会之义。蛮夷种落拟于儒学宗族，乃两社会纶合点。典午之初，慕容氏儒冠辽左，为此制之具体而微，河北门第之诞育，五燕关系极深。
君长—族长—士人连类，则周礼乃有不得不用者。中世佛道号曰极盛，然考诸社会，自成平行社会未有如西欧、东瀛之甚者。夏人之信徒，道流崔浩、佛徒萧偊辈，皆职业儒士兼业佛道，犹李慎之职业党人兼业自由主义，乌得与格莱斯顿并坐？儒者，礼学所以“做家门”（魏徵语），经学所以正世道，春秋所以树君国。佛道修心习智，几于无“公域”概念，方其鼎盛之日，亦有所不能争者。中世家—国、孝—忠、社会—政治自成平衡木，此消彼长。君威尽而族望盛，秦式原子化小家庭于乱世有自然淘汰之趋势，唯大族能有砥柱中流之望。
大族，立郡望，修族谱，扎根于地理历史，自别于原子化散沙流氓之术也。儒者，部勒[89]宗族，而后以宗族为单元建构社会之必要公共品也。故而胡汉无别，胡人阑入，亦非原子化浪人求荣利，而系种落集体做地理迁移，社会组织依旧，贵族君长化为儒学士大夫，部民种落化为乡里宗族，此皆自然之势。北朝隋唐政权，成于胡人（胡化）贵族骑士武人与华夏（华化）文人官僚士大夫之阶级斗争及阶级合作，儒学为双方组织接合点，文武双方个人利益从属于本阶级乃当然之事。
赵魏、齐鲁稍有异者，在于后者为前者支脉。高封名族于前燕已据要津，而后世所谓齐鲁大族者，皆南燕君臣赵魏名族联翩东渡之遗。山东团结力强，或与出身有关，亦犹江左政治软弱出于主客水火。至于“初期华夏”之齐鲁豫徐，史公之泱泱者大，詹事之才利如锥，于河淮鼎沸之际，玉石俱焚。典午“胜兵三十万”之青州，残民三百户而已。东京旧业，须待慕容氏保护之河北大族延续。
唐兴，边政有二戏剧性变革。一为太宗之“一华戎策”[90]，次为玄宗之“用蕃将策”[91]。二者亦有连锁关系，伏念、温傅之乱[92]居其枢轴。
太宗乘定襄之捷，设安北、单于二府，置各都督府、州（二者内地亦有），汉胡杂用，（长安朝廷）胡人与朝士相半，实欲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以华官外任、胡官内任为定制，抹杀天然界限，野心无疑较属国制为大。
伏念之乱、裴行检之定乱，原不足奇，而枭首长安之处置，以五服制理论，即已视二府五十州为郡县、内臣，沐皇恩而受教化，有完全责任能力，故而叛者当斩。若系外臣、生番，则当视为“蛮夷不知礼义”，本无完全责任能力，夺其柄、政协之可也。突厥既明此义，再叛而不归。
以儒生立场，王者不务远略，不以无用害有用，故魏徵谏伐高昌，狄仁杰务安河北，姚崇、宋璟不赏边功。“一华戎策”之汉官外任，徒资靡费；蛮夷内属，恐蹈永嘉旧辙。然以皇室立场，不以黩武开边为不是，仍信蕃兵胡马之可用；吸取教训，不在目的而在手段。玄宗之蕃兵政策，变太宗之招揽蛮族种落，为招揽蛮族浪人战士。就长期历史而言，太宗之“招各部种落为营伍”，恰系汉魏“招全体蛮族为属国”与玄宗“招蛮族浪人为健儿”之中间环节，其基本精神为：破坏其原有社会纽带及组织力、团结性，保留其原子化个人或小集团军事技能。前者或为国患，后者可为吾用。“用蕃将策”实为将秦政散沙化精神推广于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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