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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者，出于民间票据，其“非国家化”原系自然。私币维持信用，严于刻己，有命长于皇室者，不赘述。可留意者，钞法甫入官府，即财政扩张主义—官商经济学—黩武主义—恶性通货膨胀固结不解，横亘宋、金、元、明四朝，遗一超早熟之自我毁灭纪录于国史。为行文便利计，泛称“宝钞体制”(下同)。
四朝度支，盐、钞联用，以其皆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便于中枢以意为轻重，较之田赋正供零星散碎，定额难增，非与地方利益做复杂迂曲妥协，汲取不易，未可同日而语。盐引、宝钞，操之在我，乃经济中央集权、经济政治化关键步骤，并非“萌芽论”“东方中心论”幻想中之近代化，而系秦政—政治中央集权之越界扩张。行此道者，当时及后世皆视为商君、弘羊传人，明史臣春秋笔法所定之“言利之臣”。
皇室之欲食免费午餐者，代不乏人，然于实物或金属货币时代，其道易穷。沈郎（沈充）之青钱、马氏（马殷）之铅铁钱、蔡相（蔡京）之当十大钱，枉负骂名，技止此耳。真能廓清历史绊脚石，预演金元劵救国策，仍有待于异族王朝。
言利之臣在宋，不过两党之一，王、蔡、秦、贾（王安石、蔡京、秦桧、贾似道）皆困于儒家保守主义及农村—地方利益集团，不得畅行其志。金元改制，以削台谏为急，以为宋制错乱，监察行政犬牙交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大损行政效能。“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亡国之由也。台谏失柄，即儒学“舆论指导政治”核心价值观惨遭痛击，亦农业利益集团边缘化。楚材之主中书，品阶始终次于马合木、镇海。元人立制出此，言利之臣凌驾儒臣，两党形势声价，恰与宋代相反。
金、元初入中原，杂封建、郡县用之，分种人于基层，构筑农村秩序中心，思路无异北朝府兵。然外环境已变，军人乐于受薪逸乐，不乐受田世代劳碌。皇室以饷制军吏，远较以授田制府兵更为如意。代价在于，以钞法养兵，可以实质增税至于无穷，大异租调实物有天然上限，无形中保护小农。宣宗（完颜珣）徙汴，尽召两河种人从驾，军户集而民户散，三司妙计，仅余钞法，乃有通货膨胀千倍之说。
就政治代价而论，魏周几无货币概念，国用不出谷帛，除彻底皈依农政，已无选择，北朝君臣模古称周，自居正统儒者，不能与此无关。种人扎根于地方，世代仰仗农业收入，无论出身夷夏，必有自居地方—农业代言人，抗拒中央集权—官商剥夺之倾向。北朝隋唐之门第、豪杰若是，乐天（白居易）“平地无铜山”论为主流，敌视盐铁官商间接税；爱尔兰新教托利党地主亦如此，斯威夫特《布商的书信》抵制汉诺威辉格党君臣之通货膨胀计划，保护天主教农村利益；拉美天主教—印第安—农村联盟尤为如此。
然则残金以盐（间接税）、钞（通货膨胀）养游手军户，军户非但不能为农业利益代言人，反为农户直接寄生者、掠夺者，几于千夫所指，故而国亡之际，至于“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妇孺不免。而府兵渐废，五胡异种，无非混同汉民。种族出身宗教文化，远不及阶级形势为要。
元据两河，王公采邑、朝廷郡县两制并存，是以忽必烈有不臣之心，能以封邑为据点，积累实力。及其谋叛，有王文统辈精于盐法钞法者为“经济独裁者”，诸邑宗王在华者无不受金钞巨万而倒戈。阿里不哥、海都走避，草原骑士、封建土俗败于汉土金帛、官商经济动员体系，等于成就夹谷清臣未尽之业。
宗王自此夺实邑，行省一统长城内外，名义封邑以朝廷金钞赎买，即大都朝廷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集权。《元史·世祖本纪》几为发宝钞若干赐宗王、诸军、降将、新附民、灾民之流水账簿，所涉金额之巨，于宋世百倍不止。不取江南税源，宝钞体制必有内溃之虞，无异残金。虽取江南，亦必与阿合马、桑哥辈“国家垄断经济学家”共治，用之而后杀之以平民愤。开国之君窘困若此，为历代所鲜见。即令权变至此，不过补缀二纪而已。成宗即位，公私困弊，危重难言，计无所出。
武宗二年（1309），三宝奴[113]奏：“尚书省立，更新庶政,变易钞法。”后“制可。诏天下，敢有沮挠尚书省事者，罪之”。颁行“至大银钞”，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亦即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乃循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元史·武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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