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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
十五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收获》杂志的回信。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
只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那是一个作家是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
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那个时候，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发表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就可以使一个人从社会底层一夜之间变成万众瞩目举国议论的焦点。一个人如果揣本诗集，号称热爱文学，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晓松的话“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们相信会写诗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莲花，刚刚绽开。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我身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又是一个对文化和文学抱着特别质朴的尊重的边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阳办理母亲的医疗报销事宜（母亲是在朝阳市退休的），异地报销手续繁琐，工作人员表情慵懒，公事公办，眼看着一天之内不可能办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机灵，对工作人员说，他是个作家！说着把我刚送他的一本书拿了出来。
顿时整个办公室人都轰动了，每个人都站起来，争相传阅这本书。科长给我端来了椅子，请我坐下，另一个人递上了热水。人们如同对待一个前来视察的大人物。一路绿灯，很快全部办妥。
在“作家”如此贬值的时代，此地对文字还保持着如此淳朴的尊重，那么可以想象二十年前这种尊重会是何等盛大！
古城里的人认为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并没有人教导自己热爱阅读，但是书籍几乎是小时候除游戏之外唯一的娱乐。初中时，我在朝阳市图书馆和市政府图书室各办了一个借书证。别无选择，借回家的都是“名著”，当然，是那些勉强能看懂的名著。什么《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伯爵》、《名利场》……记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游，我坐在大客车的第一排，手里捧了一本厚厚的《愤怒的葡萄》，因为看不懂而愤怒了一路。
一个初中生看《愤怒的葡萄》，这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我们没太多书可读，另一方面，撞到手里的书大致都有着坚硬的品质，把每个读者都练成了钻头。浅阅读、轻阅读、软阅读这些词汇，当时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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