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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责任感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由主义者首先指责国民党背叛了选民赋予当选政党的执政权——正是它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在原则上具有合法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一定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他们也不特别重视孙的治国方略。但是碰巧地，三条原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还是概括了知识分子团体的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注点。
国民党官方将孙中山的方案作为其政治纲领，这其中包括了作为准备阶段的“训政”将最终通向“宪政”的概念。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保留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就是孙的声望和作为现代中国缔造者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曾保证要执行这套方案，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国民党从抗日战争中获得的民族主义者的信赖和累积的声望，却由于在战后无法满足大众的渴求而迅速消耗。这些渴求包括：对和平的渴求，对经济重建的渴求和对一定形式有求必应的政府的渴求。因此自由分子对政府的谴责包含两条主要罪状：一条与国民党统治的形式有关，另一条则与其统治的表现有关。
<h4>国民党统治的形式</h4>
政府存在着，不仅应该“民享”，也应该“民有”和“民治”——这个想法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及。要说国民党二十年的“训政”是合理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为“宪政”预备道路。而所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国民党远未完成这个任务。1946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值上海小贩暴动之际，储安平写下一些讽刺的评论以飨读者：
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场、电影院的被打，过路汽车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种贫者仇视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就后者论，贫富阶级的悬殊本不合理，贫民阶级开始了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以行动表示其意志，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有进步。就前者而论，我们一向认为二十年来国民党的“训政”，无甚成绩可言，而现在一般民众居然敢公开抗议“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国民党当局亦大可引以为骄，因为“训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行使政权……我们竟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训政二十年，非一无成绩可言者。[12]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说得更坦率：
国民党之一党专政，无疑的是模仿苏联的。不过国民党政纲规定训政以后有宪政，不像苏联的长期一党专政，是仍以民主政体为目的，训政不过是一段过程。但不幸这段过程太长，甜头太多，竟使它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来。[13]
<h4>宪政</h4>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相当怀疑的眼光看待正在以代议政府的名义确立的机构和程序。这些怀疑的最初源头是政治协商会议——一次于1946年1月11日到31日召开的多党会议，旨在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争端。3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8名来自国民党，7名来自共产党，5名来自青年党，2名来自民盟，2名来自民主社会党，2名来自救国会，1名来自中华职业教育社，1名来自乡村建设协会，1名来自第三党，9名无党派人士。会议就国共两党间发生纷争的五个主要领域达成了协议，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奠定了一个真正联合政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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