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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1945—1949年中国内战不再引起学者新的兴趣，原因不在于缺少研究资料。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就像很多其他时期一样，受益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开始的新“后革命”时代，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出版了大量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原始和二手资料。部分为了对它的大陆对手不断公布新资料做出回应，部分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本土兴起的独立潮流，台湾地区成了另一个为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大量新档案的基地。
这些已出版的关于1945—1949年的史料，哪怕未出版的馆藏档案（包括填补空白的1949年前和1949年后史料，已经成为研究现代中国的新基础）仍然无法直接获得。（它们中的大部分尚待发掘）足够让学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事情做了，北京的政策带来了这样的变化：1988年《档案法》规定开放国家档案供公众使用。该法律规定以30年为界限，意味着只有年份在30年以上的档案，才能得到向公众开放的授权。这使得所有20世纪40年代的馆藏绰绰有余地被划在可查阅档案内。一想到年轻的一代，被太多新解禁的好东西所引诱，不理会他们的开路前驱是怎样花上几年搜遍全世界才搜集到珍贵的一鳞半爪，有些人或许会很容易陷入老前辈的痛惜之中。
附在后面、经过修订的文献目录列出了新的和老的原始资料。收入新老原始资料清单的两部分文献英语书目都经过了扩充和更新，不但包括了描写内战时期的作品，还包括了关于中国1949年前革命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作品（它们是我从现在可以获得的、同题材的文献中选出来的）。中文资料分成两部分，原来的书目后面接“选编补充”一部分。一份全面的、关于1945—1949年中文资料的书目本身很容易达到一本书的篇幅。因此这里出示的单子仅仅介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原始和二手资料。约在1980年，书目的罗列极其简明扼要——那时候“有选择的”可以解释为事实上使用或引用的作品，甚至有的历史学家更简化——与现在的做法相比，他们的书目显得简明扼要。
然而，为了全方位了解这一新机会，必须从档案自身入手。最近发表的由叶娃（Ye Wa）和周锡瑞编写的指南说明了引用方法（除了另外说明，本注释提到的所有著作的引用信息在所附的参考目录中都有给出）。他们列举了截至1990年，包括中央、省、地方和企业级别的3522个各类档案馆。更重要的是，给出了它们中的597个国内各级档案室的基本信息（不包括企业和其他单独工作单位的档案室）。这一指南包含有关馆藏性质和范围的数据以及其他对潜在使用者来说必需的信息。可以与叶娃和周锡瑞的著作相提并论的是两本中文出版物：由国家档案局编写、中英文双语的《中国档案馆名录》（1990），以及1997年更新的《中国档案馆简明指南》。
大多数列出的档案馆包含了一些1945—1949年期间的材料。上面三个名录只提供了相关馆藏的基本信息。幸运的是，单个省和市的档案馆也开始有具备索引、长度如书的指南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叶娃和周锡瑞找到了为四川、上海、重庆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写的指南，把它们的梗概收入到自己的书中。其中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是国民政府在整个民国时期（1912—1949）档案和记录的主要保存的地方。这以后，为辽宁、黑龙江、福建和广州档案馆编写的指南也相继出版，我把它们编进了下面的参考书目。档案的使用者当然可以求助于大档案馆通常具有的特殊的目录册和索引。比如上海市档案馆就出版了已选择性开放的文件的清单，只象征性地向购买者收取少数费用。从1987年以来，上海每年都按期出版档案目录，其中1989年和1990年有短暂的间断。大多数卷宗来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但是有些来自19世纪。最近（特别是1997年）的清单包含了很多晚至1966年的材料。
然而翻检档案需要得到批准，而且宣布存档30年的档案可以开放是一回事，真的开放又是另一回事。有经验的研究者熟知：对档案使用者（外国学者也好，中国学者也好）开出的条件经常是不同的。这些条件有时是可以协商的，但也要根据时间、地点、题目来决定，开绿灯的权力最终在当地档案馆领导手中。总的原则对他们的决定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尤其在涉及20世纪40年代晚期档案的时候。这些原则因此说明了笼统而具体的原因：为什么这一时期相对来说依旧研究得不够透彻。
所以说当前的学术兴趣在社会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者是幸运的，不管研究课题在1949年前还是在1949年后，这类档案获取都更容易了，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学术兴趣可能变得更加浓厚。相比之下，1945年到1949年占主导的是全面的战争及政治上的角力。档案管理者对待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史料慎之又慎，因而要获取这两类资料最不容易。在这方面，当地领导效仿北京的做法。在北京，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和军事档案馆依旧对外国学者关闭，事实上是对除了经授权的中国人员之外的所有人关闭。它们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这两个档案馆包含了1949年前和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和军事方面的馆藏。
结果是，研究者要么根据能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的、相对不那么敏感的材料拟定选题——这里依旧不轻易给出文档的阅览权；要么在省和地方的档案馆展开工作，继续测试官方的容忍底线。除了国家级别的档案馆是特例，1949年以前和以后关于政府和“革命史”的资料（与共产党有关的），都是放在同一间档案室里的。共产党领导的军警或公安档案（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存放就相对零散，各级别档案馆显然都不允许开放这类资料。
然而在等待档案馆批准的同时，学者可以忙着阅读堆积如山的纪实文集、官员自传、战斗历史和其他出版物，它们是政治和军事的第一手资料进入公众领域的主要渠道，能使研究者获得敏感和更普通一些的资料，以弥补无法深入馆藏的不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出版物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新的资料库，对它的挖掘和阐释需要数年的时间。消极的方面与官方指派的编辑们的侧重和解释有关。他们的加工不可避免地让这些资料“不成为第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上面的禁令，一些人物的严肃传记（而非攻击性的）至今是空白：这些人物在1949年前的历史中地位重要，后来失宠，至今是罪人。最明显的，林彪就是这样的人物；其他的还有陈伯达和康生。他们的传记没有在官方修订的传记名录中占据一席之地，表示汇编者对史料是有取舍的，这依旧是研究者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碍。
作为一本珍贵的、新面世的研究指南，《中国档案文献辞典》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文献学惯例和分工。这本536页的辞典事实上是一个附有注释的、经过了取舍的书目，书目中记载的图书都是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关于清朝和1949年前民国的史料。民国时期的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列出了有关国民党政府的原始材料和相关材料；另一部分列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档案资料”。这一划分代表了档案和文献管理的标准做法。照这样的分类方法，国家级别的国共档案分别存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北京的中央国家/军事馆藏。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国民党政权的资料，从辞典给出的条目看，主要集中于经济、总体公共管理、省政府公报、国大决议和政协会议资料。条目列出的大多是资料的原始状态。对很多条目都加了注释，这些注释特别有用，因为表明了相应的资料目前存放在哪个档案室里。相形之下，几乎所有的1945—1949年时期的革命历史资料最近都出版了，之前出版过的资料也于最近重印。对这类资料，同样注明了档案馆，但是仅仅作为赞助单位而不是存放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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