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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读者必须牢记的第二个要点是：主流分析认为，维系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是一些外力，即纳粹和苏联人。这个观点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没错。纳粹分子和苏联人的确曾在他们各自在战时所侵占的波兰领土上发号施令。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在侵占者的严管下，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自治动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事情是人们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由此，我会将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内镇上谁按照谁的命令做了什么，都细细道来。
众所周知，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协议，其中的秘密条款划定了这两位独裁者在中欧的势力范围。一个月后，波兰的领土就被第三帝国和苏联瓜分了。耶德瓦布内最初被划在苏联的占领区内，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又被纳粹“接管”。苏联红军自1939年9月起占领了半个波兰，此后，苏联对这块地域进行了为期21个月的统治。因而我认为，主流史学对在此期间的苏维埃—犹太关系的观点和分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质疑。不过，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们只需记得，根据目前的刻板印象，当时犹太人似乎和苏维埃占领者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曾有传闻称，犹太人不惜牺牲波兰人，与苏联人勾结，因而在纳粹进攻苏联期间，在一些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波兰土地上，可能曾经爆发过极为可怕的反犹情绪，仿佛是对纳粹这场进攻行动的回应。因此，我意图探明，发生在苏联占据时期（1939年9月—1941年6月）的耶德瓦布内的事情，与日后随即发生的一切之间是否有所关联。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还涉及了史学上关于这个时期的另一个传统观念——犹太人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因此，这起事件也进一步触及了以下两个议题：战后波兰社会（或者说整个东欧社会）的广大阶层内反犹情绪的出现，以及犹太人在东欧斯大林主义的构建与巩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谈及这项研究的资料来源时，我会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也会在本书的最后几章回顾相关问题。
在犹太大屠杀研究的更广泛的背景下，本书不应该被简单地置于一个功能主义—意向论的层面。本书偏离了这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杀历史学研究领域内被模糊化了，被归为另一种专门抨击“犯罪者—受害人—旁观者”坐标的研究范畴，“直到最近才得到学界一定的注意”。但这本书也证明了，这些范畴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们，大屠杀过程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有其独特的情景动力学（situational dynamics）。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意味着，在每一个片段情节中，其场景中的不同演员都会做出许多特定的、独立的判断，他们对剧情的走向和结果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证明耶德瓦布内的悲剧并不是个案。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设想，如果那些“演员”当时做出了不一样的抉择，那么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幸存。
然而，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上，本书却是一本很典型的关于大屠杀的书。因为不像有关其他问题的历史研究，关于大屠杀，我的结论是开放式的。换言之，读者在结束阅读时，恐怕不会得到知识获取上的满足感；我在完成写作时，也同样没有这种感觉。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无法对自己说出“嗯，我现在能理解了”这样的话，我想我的读者也不会。
当然，在写书的过程中，你必须做出阐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样，还要在书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释性的史料内容。但我认为，在故事的结尾我们必须提出疑问——这样如何？那样如何？——这是深入这个题材之骨髓的特质。同样，在直面大屠杀时，能缓解我们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提出这些似乎永无穷尽的问题，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寻求答案。因此，大屠杀实则是人类从其经验中吸取教训的一个起点，而绝非终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大屠杀为何会发生，但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前因后果牵动着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现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将永远是反映人之境况的重要议题。
注释
1.海达·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1919—2010），捷克作家、译者，出生于布拉格。1944年与父母一同遭纳粹逮捕、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父母被送入了毒气室，而她则被转送往他处做苦工。科瓦莉著有回忆录《在一颗残酷的六芒星下：1941—1968年在布拉格的生活》（Under A Cruel Star –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等。——译者注（后文中所有页下注皆为译者注，不再另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