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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纳粹构想出的清洗犹太民族计划从核心上来说始终是个谜，但我们对于“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不同机制已经有了不少认识。我们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特别行动队、德国的警察支队，以及那些曾经执行“最终解决”的公职人员都没有强迫当地民众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谋杀。血腥的集体迫害不但被容许，甚至有时还被鼓励，尤其是在苏德开战之后——在那之后，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下达了一道特殊的指令，加剧了这种情况。许多关于犹太人的禁令也颁布了。比如，在被侵占的波兰，人们不得向躲藏在德方指定的犹太居民区之外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违者可处以死刑。尽管存在一些虐待狂，尤其是在集中营里，他们可能会强迫囚犯互相残杀，但总的来说，没有人是被迫去杀犹太人的。换言之，所谓的“被卷入犹太大屠杀的当地民众”都是出于自愿行事的。
如果说在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当地波兰人杀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这么做，而不是迫于无奈才如此，这个印象已经根深蒂固，那么犹太人必然会认为，波兰人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一个身穿制服的刽子手在执行命令时，终归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人们甚至可能会假定他对自己所服从的命令是持保留态度的或是不认可的。然而，对一个自愿杀害另一个人的平民而言却不是如此——这样的作恶者毫无疑问，只能是一个杀人犯。
整个“二战”期间，波兰人在与犹太人的频繁交互中不断伤害他们。这不仅仅是指人们在对那个时期的回忆中所强调的屠杀。你可能会记得，在今日波兰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之一米哈乌·格沃维恩斯基（Michał Głowiński）所写的令人震撼的回忆录中，有一篇自传式散文《点心店里过去的一刻钟》，文中描述的一些妇女就是对此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德国侵占波兰时期，格沃维恩斯基还是一个小男孩。某天，他的一个姑姑把他独自一人留在华沙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待了15分钟；她哄他在桌前坐好，桌上有一块点心，她则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姑姑一离开咖啡馆，这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儿就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对他投去审视的目光，还有一大群妇女不断质问他，她们本可以不打扰他的。在这则逸事与耶德瓦布内屠杀事件之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所有交集，尽管场合、情景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隐含着对犹太人而言致命的后果。
在反思那个时代时，我们绝不能将责任推卸给集体。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头脑，才能记住，要为每一起杀戮负责的，只是某一个或某一群特定的凶手。但我们可能不得不去调查，是什么使一整个民族（比如“德国人”这个词所代表的共同体）能够犯下这些罪行。或者，这些暴行会被暂时甚至彻底遗忘吗？我们能随意地从一个民族的遗产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东西，并宣布其为唯一的传统吗？还是说恰恰相反：如果人与人之间果真有精神的羁绊——我能想到的是某种扎根于世代共通的历史经验的民族自豪感——他们难道不该为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所犯下的罪恶负责吗？今天，一个德国青年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时，能忽略他的国家在那12年间（1933—1945）的所作所为，能忽略他祖先的历史吗？
即便在构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人无可避免会做出一些选择（一个人不可能将“所有事”都刻入自我形象中，因为没有人知道“所有事”，况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出发点是好的，要回忆一切也是不可能的），但就此——为了保持真实——而出现的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疆界，也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状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应有权挑战这种身份的结构，应有权质问某起事件，或一系列的事件，或自先祖历史中的一个时代是如何融入一个民族的“自我形象”设定中的。
通常来说，集体性的身份认同来自一些特殊的、惊人的或异乎寻常的事件中。换句话说，集体身份是由超越常规的、异常的行为构建起来的。虽然他们只是区区个体，是某个弗莱德里克，某个简，或某个米科瓦耶，某个确实参与了事件的人，但作为集体身份的组成部分，他们也都属于那个集体性的“我们”。因此波兰音乐理所当然会为“我们的”肖邦骄傲；波兰科学为“我们的”哥白尼骄傲；波兰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堡垒”（przedmurze chrześcijaństwa），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扬·索别斯基国王2在维也纳附近的一场重要战役中打败了土耳其人。因此，我们有理由发问：像劳丹斯基和卡罗拉克这样的人所做的种种恶事——这些事也同样是惊人且不寻常的—是否也成了构成波兰集体身份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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