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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战初期，有连续三年之久，每当夏天到来，德国人就在欧洲大陆上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现在，到了一九四三年，形势却倒转过来了。
那年五月初，曾经一度横行北非的一支轴心劲旅的残部在突尼斯被俘，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英美军队下一步显然就要进攻意大利本土了。正是这种恶梦，曾经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使墨索里尼坐卧不安，也曾经使墨索里尼迟迟不敢让意大利参战，直等到毗邻的法国已被德国人征服，英国远征军又被赶到海峡对岸。现在，这个恶梦又来了，但这一次，它很快成为现实。墨索里尼本人心力交瘁，幻想破灭；被这种恶梦吓得胆战心惊。在他的人民和军队中间，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罢工，饥饿的工人为了「面包、和平、自由」而举行示威。威信扫地的、腐败的法西斯政权正在迅速瓦解中。当齐亚诺伯爵于这年年初被解除外交大臣的职务，而被派到梵蒂冈去作大使时，德国人就怀疑他到那里去是想与盟国单独议和，正如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已经在怂恿的那样。几个月来，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要求他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防御在地中海上的英美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他认为正在英国集结、准备横跨海峡入侵大陆的英美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希特勒认识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的时候了，应当给这个意志消沉的伙伴打打气，使他挺起腰杆来。这次会谈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在萨尔斯堡举行，虽然意大利领袖到会时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至少要谈出自己的主张，但是，最后他却又一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词令之下。后来希特勒向戈培尔谈到了他取得成功的经过，戈培尔把这件事写在日记中：
由于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他成功地把墨索里尼又推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领袖完全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认为，当墨索里尼到达这里走下火车时，他看来很像一个心劳力竭的老人，而（在四天以后）离开这里时，又是精神奕奕，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了准备。但是，实际上，墨索里尼对随后即将迅速连续发生的事件，并未作好准备。五月间，盟军占领突尼斯，接着在七月十日，英美军队又在西西里胜利登陆。意大利人十分不愿意在自己的本土上发生战事。不久，希特勒获悉意大利军队已经处于他在最高统帅部向他的顾问们所说的「崩溃状态」。（希特勒于七月十七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只有采取像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或法国人在一九一七年所采取过的那些野蛮的措施，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必须在意大利成立某种法庭或军事法庭，来清除不良分子。
他再一次把墨索里尼找来讨论这件事。这次会议于七月十九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菲尔特雷举行。这正好是两个独裁者的第十三次会谈，会谈的情况同不久前举行的几次一样。饭前三小时、饭后两小时，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说话，墨索里尼在一旁恭听。这个狂热的德国领袖竭力想使他这位有病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颓丧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并未收到很大效果。他说，他们必须在各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他们的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还在呼唤着他们。如果意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是能够守住的。更多的德国军队会来增援他们。不久便有一种新式的潜水艇参加作战，它要给英国来一个「斯大林格勒」。
施密特博士觉得，尽管希特勒许了诺言，夸了海口，当时的气氛还是低沉已极。墨索里尼实在劳累过度，对他的朋友的长篇大论无法听进去，最后要求施密特把笔记给他看。会议正在进行期间，传来了盟军飞机第一次在白昼对罗马大肆轰炸的消息，意大利领袖的绝望心情更加深了。
本尼托·墨索里尼还不到六十岁，却已非常疲惫衰老。他曾在欧洲舞台上昂首阔步了二十年之久，这时已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回到罗马时，他发现情况比第一次大轰炸所造成的结果严重得多。他面临着法西斯党统治阶层内部他的某些最亲信的追随者、甚至他自己的女婿齐亚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的幕后，有着一个连国王也包括在内的更广泛阶层的人物所策划的、企图推翻他的阴谋。
以狄诺·格兰第、朱塞佩·波太伊和齐亚诺为首的那些法西斯谋反头子，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来，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有召开过会议，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完全听命于领袖个人的有名无实的机构。委员会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夜间召开了会议，墨索里尼在作为独裁者的生涯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由于把国家引入灾难而成为猛烈抨击的目标。委员会以十九票对八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恢复有一个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决议还要求把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国王。
这些法西斯反叛者，看来并没有什么比这更进一步的打算，可能只有格兰第例外。但是，某些将领和国王策划了第二个更大的阴谋，而且现在已发作了。墨索里尼本人显然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惊涛骇浪。意大利的事情毕竟不是由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多数票决定的，而是由领袖个人决定的。因此，当七月二十五日夜晚，他被国王召到宫中，立即被撤除全部职务并被一辆救护车押往一个警察局时，他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当代罗马帝国的西泽就这样不光采地垮台了。这个在二十世纪中一贯进行好战叫嚣的人物，懂得如何从混乱和绝望中取利，但是，实在说来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作为一个常人，他不是没有头脑的。他博览史书，自以为懂得历史的教训。但是，作为一个独裁者，他却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想把一个缺乏工业资源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德国人不同，他们太文明，太世故，太讲实际，不是这种虚妄的野心所能迷惑得了的。意大利人民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衷心拥护过法西斯主义，他们只是忍受着它，知道它不过是一个就要过去的阶段，墨索里尼到最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权力又必然娇纵了他，腐蚀了他的思想，毒化了他的判断力。这便导致他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把他自己的和意大利的命运部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当丧钟开始为希特勒的德国敲响的时候，也开始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敲响了。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来临时，意大利领袖已听到这个钟声。但是，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到了这时，他已成了希特勒的俘虏。没有人放一枪来拯救他，甚至法西斯民团也没有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来替他作辩护。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的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他被装在一辆救护车里，从国王面前押走，送到监狱里。相反，大家都对他的垮台额首称庆。法西斯主义也像他的创始人一样，轻易地瓦解了。彼得罗·巴多格利奥陆军元帅召集一些文官武将组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政府。法西斯党被解散，法西斯分子被撤除了重要的职位，反法西斯人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希特勒的大本营对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虽然无须乎作这种想象，因为有连篇累牍的秘密记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这一次强烈的震惊，甚至纳粹人士也立即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会发生某些类似的情况。在罗马发生的事件也许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种危险使戈培尔感到非常不安。七月二十六日，他应召急速前往腊斯登堡大本营。我们从他的日记中获悉，这个宣传部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向德国人民解释墨索里尼被推翻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问着自己，后来，他决定暂时只能告诉他们，意大利领袖是因为「健康的原因」而辞职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可以想象，德国某些颠覆分子知道了这些事件以后，他们可能更加认为，他们可以在这里重演巴多格利奥及其追随者们在罗马干过的同样的勾当。元首命令希姆莱，这种危险如在德国一触即发，就采取最严格的警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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