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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快结束的时候，由于我的职务从报纸报导改为广播报导，所以我的驻足点便从柏林转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是我在十年前还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时候的旧游之地。虽然在今后的决定性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仍将在德国度过，但是我的报导整个欧洲大陆的新任务，却使我有机会高瞻远瞩，相当全面地来观察第三帝国，而且恰巧在希特勒的侵略发生前和发生时把我安排在成为侵略对象的那些邻国里。在那些日子里，我仆仆往返于德国和当时正好是希特勒发泄怒火对象的那个国家之间，因而对现在要加以叙述的事件有了亲身的经历。这些事件无情地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虽然我们亲自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但是我们对它们如何会发生的真相却知道得非常之少。阴谋诡计、背信弃义、事关命运的决定、优柔寡断的时刻、主要当事人的戏剧性的遭遇——所有这些决定时局发展的情况，都是在表面的掩饰下秘密发生的，瞒过了外国外交官、记者和间谍的窥伺的眼睛，因此许多年来，其中大部分情况除了少数当事人外，公众仍然不知道。
我们不得不等待大批使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档案的出现和剧中尚存的主要演员的作证，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当时不能自由地叙述他们的经历，有许多人陷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因此，下文中所叙述的情况，主要是根据一九四五年以来所搜集的大量事实。但是，叙述这样一段历史的人在发生一些主要危机和转折点时刻亲身在场，或许是有些用处的。例如，在奥地利停止存在的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十二日那个值得记忆的夜里，我正好在维也纳。
维也纳的居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来得和蔼可亲，更会享受当时那样歌舞升乎的生活。可是一个多月以来，这个多瑶河畔充满了巴洛克式建筑的美丽的首都却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之中。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博士后来把二月十二日到三月十一日之间这段时期称为「痛苦的四个星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的奥德协议的秘密附件中，许士尼格对奥地利纳粹党作了影响深远的让步。自从那时以来，希特勒的驻维也纳特别大使弗朗兹·冯·巴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破坏奥地利的独立和促使它跟纳粹德国合并。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他打了一个长篇报告给元首，叙述他的工作的进展情况。一年后他又向元首打了报告，这一回强调说，「只有使联邦总理（许士尼格）受到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强大的压力，才能够获得进一步的进展」。他的建议，虽然几乎是多余的，却很快就照办了，而且其十足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整个一九三七年中，奥地利纳粹分子在柏林的资助和唆使下，已经加紧了恐怖活动。奥地利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发生爆炸事件。在山区省份里，纳粹党人大规模的而且常常是暴乱的示威，削弱了政府的地位。政府抄获的一些计划表明，纳粹凶徒们准备像杀害许士尼格的前任一样干掉他。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奥地利警察搜查了一个叫做七人委员会的团体在维也纳建立的办公处。当初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促成纳粹分子和奥地利政府之间的和解，但实际上成了非法的纳粹地下组织的中央机构。警察在那里发现了由元首的代表鲁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将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发动公开反叛，如果许士尼格企图镇压的话，德军将开入奥地利来防止「日耳曼人内部流血」。据巴本说，其中的一个档案要当地的纳粹分子谋杀他本人或者他的武官莫夫中将，以便为德国的干涉制造借口。
如果说殷勤巴结的巴本知道了根据柏林的党领袖们的命令他又一次成为纳粹暴徒们的暗杀对象以后感到不快的话，那末二月四日晚上打到维也纳德国公使馆来的一个电话也使他感到难受。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从柏林总理府的电话上通知他说，他在奥地利的特别使命已经告终了，也就是说，他已同弗立契、牛赖特和别的好几个人一起被免职了。
巴本后来回忆说，「我几乎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冷静下来以后认识到：希特勒既已清除了牛赖特、弗立契和勃洛姆堡，他显然已决定要在奥地利采取更为剧烈的行动。事实上，巴本冷静下来以后，决定做「一些对一个外交人员来说是不寻常的事情」——这话是他自己说的。他决定把他和希特勒的全部通讯文件储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弄清楚是瑞士。他说，「第三帝国的一些毁谤运动，我是太熟悉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毁谤运动曾经几乎使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间送掉了性命。
巴本的解职也是对许士尼格的一个警告。他并不充分信任这个态度殷勤的前骑兵军官，但是他很快就看出，希特勒派这个狡猾的大使来，除了来跟他捣乱以外，一定还有更坏的主意，这位大使至少像他一样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是个绅士。在过去几个月中，欧洲的外交发展情况对奥地利并不有利。自从罗马一柏林轴心建立后，墨索里尼更靠近希特勒了，对维护这个小国的独立也不像在陶尔斐斯被暗杀时那样关切了。当时墨索里尼曾赶紧派遣四师部队到勃伦纳山口去威吓德国元首。在张伯伦领导下新近采取姑息希特勒政策的英国，以及受到严重的内部政争牵制的法国，最近都没有表示有多大兴趣要保卫奥地利独立，如果希特勒动手的话。而现在，同巴本一起，德国军队和外交部里过去曾对希特勒的巨大野心起着一些抑制影响的保守领袖也都去了职。许士尼格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但是，在他的限度以内，也还是个聪敏人，而且消息很灵通，对他的日益恶化的处境并不抱什么幻想。正如他在纳粹杀害陶尔斐斯后曾经感到过的一样，现在又是进一步姑息这位德国独裁者的时候了。
巴本虽然已被解职，却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决不是一个挨了一记耳光而怀恨的人，如果这记耳光是上级打的。在被免职后的第二天，他就匆忙地赶到希特勒那里去「了解一下情况」。二月五日在伯希特斯加登，他发现元首由于跟将军们进行了斗争而「精疲力竭和心不在焉」。但是，希特勒恢复精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这位被免职的使节很快就使他对一个建议发生了兴趣，这个建议是两星期前他们两个人在柏林商谈时曾向他提出过的：为什么不同许士尼格亲自解决一下？为什么不请他到伯希特斯加登来亲自谈一谈？希特勒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意思，顾不得他才把巴本免了职，就命令巴本回到维也纳去安排这次会谈。
许士尼格立即答应了，但是，他的地位虽然是软弱的，却仍提出了一些条件，他必须预先知道希特勒希望讨论的是什么具体问题；他必须预先得到保证：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签订的协定将保持不变。在这个协定中，德国答应尊重奥地利独立和不干涉奥地利内政。此外，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必须重申两国将继续遵守一九三六年的协议。这是因为许士尼格不愿存到虎穴里去播虎须的侥幸之心。巴本赶紧回到上萨尔斯堡去和希特勒会商。他回来时带来了元首的保证：一九三六年的协议将保持不变，元首只是想讨论自从这个协议签订以来「继续存在的那些误会和分歧」。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位奥地利总理的要求，但是他说他对答复表示满意。会谈定在二月十二日上午举行。二月十一日晚上，许士尼格由他的外交部次长吉多·施密特陪同，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乘专车前往萨尔斯堡，次日上午乘汽车越过边界到希特勒的山庄去，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决定命运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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