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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载沣为何支持铁路干线国有？</h4> 作为主管大清铁路、电报等产业的邮传大臣，盛宣怀给载泽出的主意正是：把地方官府修筑铁路干线的权力收回朝廷所有，把各地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简称“干线国有”。 这项政策其实从慈禧去世的前两年（1906年）就开始酝酿了，却一直没有真正执行，因为它一直遭到地方官府的抵制。 一直以来，像铁路、电报、航运等暴利行业，大清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从来没有真正地向市场开放，从来不允许民间的百姓们来投资赚钱，只能让朝廷自己当总包工头，这些企业就是“官企”。需要注意的是，“官企”其实并不是天然的暴利，只是由于垄断，就造成了暴利。但暴利是暴利，“国家”却并没有从中真正获得多少好处。 《泰晤士报》驻北京莫理循就曾报道：英国每年从他的内陆电报中取净利润2500万两，可是大清的人口比英国多十倍，电报收费也比英国贵（例如从北京发16个字的电报到天津，收费3.2美元），大清国却从电报业中得不到一点利润；利润都被管理电报业的当权者榨取一空。 于是乎，“官企”对外普遍只公布营业额，很少公布利润。公开的营业额逐年增长，暗地里的利润却很可能逐年下降甚至亏空，还要反过来伸手向“国家”要钱以填补亏空。即使有一两家利润丰厚的，管理这些“官企”的人也不会把利润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几乎都投向了当铺和房地产等来钱更快的产业，进行投机赚钱。这就不奇怪大清洋务运动多年，“官企”中仍然没有一家能拿得出手的像样企业。 现在我们知道了：大清的“官企”，它不是属于大清国的，更不是属于大清百姓的，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私企”，是皇亲贵族和权贵们的私企。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霸占着这些企业，成为他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最后，朝廷也没有这么多银子来填补亏空，不得不向列强借款——引进外资，比如向外资银行借款修筑铁路。而外资银行自然也不会来个“无抵押贷款”，他们需要朝廷以铁路的经营权甚至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作为抵押，这自然又引发了爱国人士的不满。 没办法，朝廷只好把由“官企”垄断的部分行业的经营权，由朝廷下放到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向民间资本集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之为官督商办或者商办。“官”之外总算有了一个“商”，看上去是进步了。 在盛宣怀提出这个主意之前，大清的铁路修筑从官办到引进外资再到官督商办和商办，已经在所有模式里做了一个全套。全国最重要的两条干线铁路是广州至武昌的粤汉铁路，以及成都至汉口的川汉铁路。由广东、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四省官府组建商办的铁路公司，吸引老百姓以出钱入股的方式持有铁路股票，并且不再引进外资，宣称这两条干线铁路光荣地成为了“爱国之路”“完全由清国人自己修的铁路”。 但问题是这四个省向老百姓集了不少资，铁路却基本没修成。比如在粤汉铁路沿线，参与投资的华侨们气愤地发现，工地上到处露天堆放着成堆的铁轨、枕木，任其日晒雨淋，生锈腐烂，没人去管；而在川汉铁路，开工一年半，花了400多万两银子，总共只修通了30多里。汉川铁路本来还请来了著名的詹天佑，可是詹天佑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而非官场问题。当他批评一个项目负责人不认真时，这位不知是哪位大官安插进来的小老爷竟然连理都不理詹天佑，径自离开去办理私事去了，詹天佑被气得目瞪口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作是善良的同僚，只要我一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四川的路，那是修不通的！ 对于百姓投资者来说，当初花银子是为了投资修铁路的；铁路不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四省铁路公司股票的价值每天都在贬值，在市面上已经全部跌到票面价以下了。比如兄弟你之前受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鼓动，狠心花1两银子买了一股，现在要在市场转卖出去，对方只能出半两，甚至连半两都不愿意出。 大家总算是明白了，所谓的官督商办和商办，其实还是没有“商”的，对于资源和市场，朝廷从来没有真正地放开过，只是换了一个手段来管控。商办绝不是在商言商，而是在商言政，没有官老爷点头，商民必不敢办，它的本质是在官府垄断资源的情况下，以这个资源为诱饵，诱骗民间资本进行投入。最终在这些企业里“选举”出来的总理、总办以及任命的各级办事员等等，既不是代表民间股东的利益，也不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朝廷或者地方上的各路神仙通过各种途径安插进来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自然也是标准的官僚，每天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混日子，从来不会真正关心本职工作，继续当好权贵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 号称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商办”的朝廷仍然变着法子掌控着资源和市场，这就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的问题了。大清的官场和社会向来都是大家都“往上看”，恨不得把眼睛睁着铜铃一样大，最终的结果是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只要官场一腐败，便是全民腐败，让原本还在逐渐与商业规则接轨的“商”，也不幸沾上了“官”的毛病，整个商场和民间也学会用官场的方法来办事。 百姓投资者们欲哭无泪。当初之所以投资，是相信投资铁路这样的“国家工程”，回报应该丰厚有保障；现在才发现，想通过与官府做生意发财，那真是一个大坑啊！所以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想办法出让股份，爬出坑去，再也不与官府做生意了。他们不仅对四省的地方官府失去了信心，对整个大清朝廷也失去了信心。很显然，在一个官员们需要时刻“往上看”的体制里，如果地方上大面积贪腐，朝廷里却纯洁得像朵白莲花，那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开展洋务运动多年，大清的子民视野也开阔了，逐渐看清了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流氓本色。地方上假公济私，难道朝廷里不是假公济私！ 了解了百姓投资者的这种心态，这就很好理解地方官府和载沣的态度了。对于地方官府来说，他们好不容易把这些百姓投资者拉上了贼船，让大小官员有了中饱私囊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个打着“商办”旗号的发财机会呢？ 而对于载沣来说，“干线国有”之后，又回到了“官办”，自然也要去重新引入外资，因为朝廷是没有钱修路的。这看上去只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路上，但对载沣的意义是不同的。他的“官办”，就是起用自己人去办，把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变成“国有”，其实就是变成载沣这个利益集团的所有。只要有了修路权，掌握了这些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就能以“国家”的名义从外国银行中贷到款，不仅可以牢牢把控这部分资金，其中涉及的回扣、大小官位的出售等等，都可以由载沣集团来主导了。这等于打着“国家”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夺走地方官府的机会——公款、私款、黑钱都让载沣集团一把给捋了回来。这就是有了修路权，就把控住了钱袋子。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的关键点只是，万两黄金由谁出？谁来管？怎么管？ 当然，民间投资者对地方官府怨声载道，只想早日脱身的状态，他也是了解的。只是载沣还相信“大清国”这块金字招牌，他认为把原本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企业，让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定会受到百姓投资者欢迎的。这一定是一项大受欢迎的“民心工程”！ 以如何修铁路为代表，大清的经济体制改革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之中，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也到了必须要作出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其实载沣也清楚，只要没有真正地放权，就是假改革，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地商办、真正地市场化，但这又是需要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立宪相互配套的。既然在政改领域，载沣不能也不想真正地立宪，那么在经改领域，自然也要为了祖宗的江山，打着“国家”“民心”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向后转”，把“干线国有”上升到保江山的高度。载沣对实施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坚定的，态度是强硬的。 只是载沣并不知道，一切都还回得去吗？
<h4>保路运动真相</h4> 1911年5月5日，根据事先安排，给事中石长信上奏，提出“干线国有”政策，载沣迅速把奏折批转盛宣怀的邮传部“研究”。5月9日，盛宣怀奏复，竭力赞成石长信的主张。于是，5月9日当天，载沣发布上谕宣告“干线国有”政策正式实施！ 大清铁路的每一根钢轨，都纠缠着利益，如此重大的政策，仅用四天时间就批准了，效率真是高得惊人。不过，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时间就能发现其中的秘密了：5月8日，责任内阁成立，奕劻出任总理。“干线国有”的政策，正是要赶在这位总理大人上班之前出台，奕劻对这个政策不仅事先毫不知情，上谕也没有经他的副署，换句话说，内阁总理已经被晾在一边，再也无法插手这项重大国策，其中的公利、私利和黑钱跟他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完全落入载沣集团之手。奕劻很生气，自此之后，他在这件事情上当起了甩手掌柜，万事不管，就让载沣、载泽和盛宣怀他们去折腾吧。 接下来，按照盛大人原本的想法，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就是他的邮传部拿着这个上谕，再出台个细则文件，宣布由邮传部接管四省商办铁路公司，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切都搞定了。 不出所料，地方官府继续抵制这个政策，不过督抚毕竟还是官员，不敢大张旗鼓。熟悉的一幕出现了，在督抚们的暗中支持下，铁路公司职员和百姓投资者出来闹事了，一向是火药桶的两湖地区首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然后广东跟进。 以盛大人的精明，他自然知道稳住那些百姓投资者才是关键，也明白了他们只想早日脱身，不论是地方官府的船还是朝廷的船都不想上了。于是，盛大人改变政策：两湖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士绅和商人集资，投资规模并不大（约400万两），目前亏损也不严重，朝廷按票面价付现银来收回股票。 广东铁路公司亏损严重，股票的市场价早已经跌到票面价的50%以下了。朝廷按票面价的60%付现银收回股票，至于那剩下的40%，也转为国家保本无利债券（什么时候能兑现不知道，相当于打白条）。 广东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华侨。很显然，盛大人给予两湖和广东这三个省投资者的都是优惠政策，他们都比较满意，既然能成功地下贼船，那就不再闹了。而他们不再闹了，三省官员们自然也无法再闹了，只好乖乖地交出了铁路公司所有权，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国有化”。盛大人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盛大人给出的优惠政策，他自己也得到了好处。 在针对广东的政策出台之前，盛大人已经派亲信亲赴港澳、南洋各岛，按照低于票面50%的市场价从华侨手中回购了大量股票，然后等到政策出台，转手就获得了票面60%的现银。盛大人真是精明，左手代表“国家”制定政策，右手就伸向市场从这个政策里捞好处，他也算是公私两不误嘛。（《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在广东投资者发起“保路运动”的时候，他们曾经致电四川的铁路公司，要求进行串联，大家联合起来发动更大“保路运动”。令人奇怪的是，其他三省都闹得不亦乐乎，只有四川这里一直平静。四川的情况确实很奇怪：四川的官府和铁路公司管理层竟然都不反对国有化，甚至早就盼着国有化，似乎想早点脱身的恰恰是他们。而四川的百姓投资者们的态度呢？他们没态度，因为这些被强制投资者是四川千千万万的农民。 当初四川为了集资修铁路，出台了一道奇怪的政策，可以叫作“田租入股”，简称租股。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些人有很多田，有些人没有田，有很多田的可以把田地出租给没田的人耕种，收取田租。那么兄弟你只要每年收取的田租达到十石（约1200斤）以上，四川官府设立的“租股局”就要强制性地征收你当年实际收成的百分之三作为修铁路的股金，这就是租股。 而事情并没有完。四川官府和铁路公司规定每一股的票面价为50两银子（后虽推出一种5两银子的“小股”，但并未执行），每股除了将来可以“返本分红”外，每年还可以享受四厘（即4%，后改为六厘）利息。如果农户每年上缴的租股不够50两银子，铁路公司先开收据，等凑够了再换成一股的股票。比如兄弟你如果每年收租正好是十石，上缴3%即三斗，按照粮价，你得交近70年才能换得一股股票。 相信大家已经被数字看晕了，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被强制征收了租股的表面上是有田者，不过，既然他们被官府抽去了租股，负担自然会转嫁到租他们地的无田者身上。正如兄弟你租个房子，如果房东要多缴税，自然会转移到房费上。所以，所谓的租股表面上是对以地主、富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的中产阶层剪羊毛，实际是对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农户剪羊毛，是一种分摊到四川所有农户身上的税。租田的农户是租股实际上的出资人，却连名义上的股东都不是。而大多数的有田者因为在短时间里都累积不到一股，却也只是名义上股东，手中连一股的股票也没有，自然也享受不了股息。那么这明文规定的那六厘股息哪里去了呢？ 这个答案相信兄弟你已经知道了，被地方官员和铁路公司管理者侵吞了。他们并不需要自己掏钱去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却能够成为铁路公司的实际股东。他们只要把农户们上缴的那些零散租股集中起来，换成一张张股票，就能光明正大地享受利息——这不是贪污，他们有文件。 截止到1910年底，四川铁路公司收入的股金约1200万两，其中地方官府直接出资的只有23万两，商人投资245万两，而租股就有900多万两！这900多万产生的利息，就被白白偷吃掉了。 四川铁路公司资产的主人是千千万万的租田农户和有田者，也就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他们才是真正的股东，每年却只有交钱的份儿，连一张凭证都没有。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蛀虫们以“修铁路”立个项，白白吃着农民们利息，然后还反过来享受着“管理铁路公司”的高官俸禄。盘剥到了这种地步，也算是神鬼莫测了。按理说，蛀虫们的胃口应该满足了吧？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不受外部限制的权力和贪欲是不会自我捆绑的，否则他们也不会花了400多万，只修通了30多里的铁路。蛀虫们除了吃利息，另外因挪用和投机造成的损失还有300多万！ 在载沣的上谕中，他规定了川汉铁路国有化的同时，四川要停止收租股。这是很正常的，国有化之后，朝廷要引入外资，铁路由国家来修，不是四川自己修，自然没有理由收租股了。这等于断了地方蛀虫们一条财路，但他们仍然在盼着国有化，秘密就在这300多万的亏空。在他们看来，国有化是最高层命令，硬顶那是顶不住的，但他们相信朝廷一旦国有化，就像为“官企”填补亏空一样，一定会为他们填补这300多万的亏空。这也是一笔交易，他们收租股的财路断了，以后吃不了利息，朝廷拨付300万下来，这很公平吧？ 而盛宣怀和载沣恰恰都不同意。在他们看来，两湖和广东的集资，那是面向市场的集资，没人去强制那些投资者，他们和朝廷也存在一种协议关系，朝廷理应讲点基本的诚信，给退还回去；但四川收的租股，实际上是四川官府代表朝廷向千千万万农户强制性收上来的一种税，老百姓们其实早就把它看作“铁路捐”，看作是皇粮的一部分，很多人连收据都丢了，谁也不会在意70年后还能不能向官府换回那一股，他们的租股是上缴给“国家”的，不是上缴你四川地方官府的，所以朝廷对这个铁路公司想回收就回收。至于蛀虫们自己的造成的亏空，朝廷没有义务去填补亏空，朝廷没派人来查就已经不错了。之所以不查，那也是希望与你们达成默契：朝廷不追究你们的贪腐和挪用责任，你们也不要抵制朝廷的政策，自己去摆平吧。 更重要的是，以盛宣怀的精明，他也知道，即使朝廷真的把这300多万拨付下去，这些地方蛀虫们也根本不会拿它去填补亏空，而是又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想想看，他们付给百姓们的只是收据，不是股票，股票都在他们自己手里。即使现在要推行“国有化”，政策有变，地方蛀虫们仍然能够让百姓们相信“等到70年后去换那一股”。退一万步说，即使百姓们中有像与官府打过交道的商人、华侨那样的幡然醒悟者，他们也闹不起什么事来。这是因为有收取租股基层组织的存在——租股局。 四川各县的租股局里，负责向农民收取租股的是官府雇佣的哥老会等帮会分子，以及各村的“痞子能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租股才能顺利地收上来。这些人干着官府正式官吏一般不会直接出面干的催逼索要、强抢拷打等之类的事，同时他们也控制着一些能挣钱的黑道行业。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官府会打击一下，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都能够在城乡间太平地生存，这是因为他们与官府有合作嘛。这样的人，让大清的基层政权迅速帮会化和痞子化，除非受到领导和组织，农户们绝不可能像两湖和广东那样发起什么“保路运动”，给朝廷添麻烦。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四川的地方蛀虫们来说，他们对这笔交易的实质看法是：希望朝廷一次性“买断”他们收租股、吃利息的权力！至于买断的价钱，那就是亏空的那300多万两。反正朝廷也有填补亏空的惯例，把这300多万拨付下来，没有人会说什么。大家都名正言顺，心照不宣——这是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的谈判。这帮官员们大概已经忘了他们头顶上还有大清国了，只记得他们是为朝廷打工，为皇室打工。既然是打工的，条件自然是要谈的。以前还怕被摘顶戴和掉脑袋，现在都不怕了，反正对朝廷不满的已经是大多数，而朝廷内部也已经着火。载沣集团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又不能代表整个朝廷。 买断，一次性买断，载沣只能在他的皇宫里仰天长啸了。自古以来，代表“国家”的只能是君主，也只能是朝廷。朝廷就算是朝令夕改，地方官府也只有听命的份儿，从来没有听说地方官府还可以代表“国家”，来和朝廷谈条件的。载沣不能退让，这不比当初处理请愿运动，还可以成立一个“皇族内阁”来对付，这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毫无转圜和退让的可能。奕劻不发话，载沣就连续发布谕旨，强令四川必须无条件接受政策！ 四川的蛀虫们失望了，他们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都等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讲：什么朝廷不让我们四川人自己修铁路，引入外资修铁路，“卖路卖国”；什么“铁路没了，四川也就亡了”；什么“保路就是爱国，保路就是护川”，等等。演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断有人挥刀断指，写血书表明立场。 市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有了一个地方官府暗中支持的可以抨击朝廷的机会！压抑得太久的各界人士亢奋了，他们上街请愿、演讲、罢工、罢市，冲击和打砸不愿意加入“保路”的店铺和衙门，很多连为什么要“保路”都不清楚的市民也只好加入其中，甚至还包括妓女、乞丐和儿童！ “保路”队伍还有一批人是帮会分子，停止收租股，他们就要被砸了饭碗，自然要来“保路”。当然，有些人既是帮会分子，又是革命阵营里的同盟会会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杀人夺权闹革命的大好时机，他们在伺机煽风点火，扩大事端。 在火上浇油的还有成都将军玉崐。这个人是奕劻的心腹，他两次与四川总督领衔会奏，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然后还告诉四川市民：庆亲王是不同意借外债来修路的，说老百姓中必有反对者！ 四川版的“保路运动”终于在四川蛀虫们需要爆发的时候爆发了，局势很快朝失控的状态发展，“爱国、爱川”的口号在震天响。从事实上说，这又一场“义和团运动”，只是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主体是农民，现在却变成了市民和帮会分子；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是憎恨铁路，要扒掉铁路，现在却是“爱路、护路”。时间变了，人物变了，要保护或者毁灭的对象变了，不变的是幕后强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用极端化的语言，利用和放大民间情绪。 载沣十分痛苦，他死也想不明白，四川农民受租股盘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反抗，现在，“干线国有”和停收租股这项“民心工程”出台，受到了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为什么农民们还是沉默，还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支持朝廷？难道要让载沣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大臂一挥，号召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一起去反对这个官僚集团？可是，载沣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总头头啊，他的统治基础就是这个官僚集团啊！以官僚集团总头头的身份，发动和联合底层群众，去反对官僚集团，摄政王我做不到啊！ 载沣做不到，百姓们更做不到。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是需要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的。要使自由和民权这些抽象的概念沉潜到人的内心，是要有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的。人只有先衣食无忧，才能成为小飞侠。载沣和朝廷在根本上并不是为了真正让百姓们获得经济自由和民权，难道百姓们真傻？ 但载沣认为他仍然不能退让。正如他在事先认识到的那样，因为各方利益集团到了用皇权都压制不了的程度，“干线国有”政策才并非只事关四川一地，而是关系到大清整个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几千年以来，从商鞅到王安石、张居正，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改和经改总是无法走出“不改就死，一改就乱”这个内生的死局。载沣想到的破局方法就是给政改披上“立宪”的外衣，组建“皇族内阁”；在经改上换成他的皇族亲信来办“官企”。是的，载沣有自信政改不一定会死，要死，那也要死在爱新觉罗家族人的手里。 既然这些地方蛀虫们俨然以老百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胁迫朝廷，那么这就不再是民变，而是“官变”！朝廷连民变都要镇压，更何况是“官变”了！ 载沣下旨了，他撤换了四川总督，他也知道成都将军玉崑是奕劻的人。为了防止地方蛀虫与更多的当地驻军勾结，载沣想到了一招：派人调邻近省份的新军去镇压“官变”！ 调哪里的新军呢？ 自然是调邻近省份湖北的新军。湖广总督瑞澂是载泽的妹夫，他对载沣的政策自然会支持。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新军还没有入川，四川的局势在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向着连地方蛀虫们都控制不了的方向发展。不断有人冲击官府衙门，这些人自然是同时加入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革命者，在他们的暴动下，9月25日，四川荣县竟然宣布了独立！ 孙文、黄兴之前艰难地进行了九次起义，都没有撼动一个县衙，现在，第一个脱离朝廷统治的县级政权诞生了，比之后的“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孙文后来评价荣县独立才是“首义”（首义实先天下）。而对于朝廷来说，这就不再是单纯地“官变”，而是真正地造反了。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他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祸，赶紧上奏载沣收回成命，按四川的意思办。 载沣拖着不办，一直拖到了10月10日。这一天他发布了“按四川意思办”的上谕，后来又把盛宣怀开缺。盛宣怀在人人喊打中狼狈地逃到日本。然而，正是因为与朝廷离心离德的人就是“朝廷的人”，所以内部生变就会变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继四川“官变”之后，就在10月10日这天，在调新军之地湖北武昌，一场更严重的兵变即将到来！
<h4>武昌兵变过程</h4> 湖北的新军大部分驻扎在武昌及其周边，总计有一个镇（相当于师）和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旅）。镇的镇统（师长）叫张彪，协统（旅长）叫黎元洪，一镇一协总计为1.6万人，调到四川的约2000人，绝大部分新军都还留驻湖北和武昌。看来，湖北并非“防务空虚”才给了新军叛变的机会，应该是他们早已经为此准备很久了。 事情正是如此，在新军中，有一批士兵乃至军官，他们既是新军，又是革命派人员。他们主要加入了两个革命组织，其中一个叫文学社，创始人叫蒋翊武，湖南人。这个人是黄兴和宋教仁的朋友，他本人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也就是说，蒋翊武是作为曾经的同盟会会员创立了文学社，这个组织和同盟会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是“自立门户”。蒋翊武没有去日本留过学，朴实无华，发展的会员以新军中出身寒微的下层士兵为主，收取士兵十分之一的饷银为会费，已经秘密发展会员3000多人，成为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组织。为了联络和管理这些会员，蒋翊武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新军中设立“代表”制度。比如某营设立一个代表，一旦有事，只要通知这个代表就等于发动了一大片。 另外一个革命组织，就是共进会，它的性质和文学社类似，也是属于原来的同盟会会员“自立门户”。但与文学社不同的是，共进会吸收了洪门的会员，采用洪门的模式开山立堂。比如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领导人孙武等多为湖北当地人。 新军士兵参照当年北洋舰队水兵的待遇，普通士兵每月都有很高的4两饷银。和那些四川的地方官一样，士兵之所以愿意拿出一部分饷银加入秘密革命组织，自然也是看到了朝廷腐朽落后的一面，大部分人对朝廷都已经离心离德，年纪轻轻再跟朝廷混不一定有前途，于是只好“吃里扒外”，偷偷自谋前程。这些革命的新军只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让武昌甚至湖北脱离朝廷，割据自立，成立军政府，大家都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1911年9月24日，在多次接触的基础上，文学社和共进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携起手来找机会干一票大的，以蒋翊武为总指挥，在10月6日那天共同起事，同时由湖南的共进会在长沙响应。10月6日这一天是农历中秋节，早在元末明初，朱元璋那帮人起事时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看来黄道吉日都选好了，只待时辰一到，就要光复汉室江山！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瑞澂已经收到了风声。他刚刚派新军支援四川，没想到自己地盘上的新军要兵变了，瑞澂大人十分紧张，赶紧在总督府召开会议，要求军队里提前过中秋节。节日期间，所有的士兵严禁外出，除了少数执勤士兵外，子弹一律上缴，统一保管，同时瑞澂大人还把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到各处。蒋翊武很不幸地被调往了岳州（今湖南岳阳）。 总指挥都调走了，自然就发动不起来了，再加上湖南共进会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10天再起事，于是起事的日期被推迟到了10月16日，领导权转移到孙武身上，一切又在暗中准备着。 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正在汉口的租界里制造炸弹，不料引起爆炸，孙武被送往医院救治，虽然没有性命危险，但暂时是指挥不了了。而爆炸声也引来了租界里的俄国巡捕，他们抓捕了尚未撤离的人，并起获了革命党人名册等重要文件，然后这些俄国佬把人和物都移交给了湖广总督府。 瑞澂大人又惊了，他一声令下，全城戒严，军警四出，依照名册搜捕革命党人。领导都不在，军警又在抓人，眼看起事就要彻底流产。好在此时，蒋翊武已经偷偷溜回了武昌城内，他召集余部成立临时指挥部，大家一致同意改变原本等到16日的计划，立即起事！ 10月9日下午，蒋翊武签发命令：当晚12点，由驻扎在武昌城外的南湖炮队首先开炮，城内外的革命新军听到炮声后，立即同时起事。炮兵号称“军中之胆”，由他们先打一炮，不仅传达了信号，也必会壮大声势！ “代表”制度起到作用了，蒋翊武的命令迅速送到有革命军人的各军营。然而因为全城戒严，命令却恰恰没有及时送到城外的南湖炮队。大家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也始终没有听见期待中的炮声，起事又一次流产了。而瑞澂的军警们仍然在连夜搜捕，一度搜查到了临时指挥部，蒋翊武逃走，起事队伍又一次没有领导了。 对于抓回来的人，瑞澂下令立即审讯，把其中三人连夜处决示众，威慑革命党人。 瑞澂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但新军中的革命者有几千人，如何处理那份长长的名册，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总督府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立即调兵遣将，依照名册把乱党一网打尽；另一种意见认为军中乱党众多，威慑的效果已经达到，应该立即烧了名册，宣布不再追究，以安军心，以后慢慢处理。总之，在当前情况下，必须当机立断，二选其一，否则迟则生变。 10月10日清晨到来了，瑞澂首先向朝廷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抓捕革命党人32名，诛杀3人，还顺带为在抓捕中出了力的几位官员请功。当日，朝廷回电，表彰瑞澂等官员“办事迅速，奋勇可嘉”，然后瑞澂大人就没什么大动作了。他对那两种意见都没有采用，他认为自己已经交差了，接下来就可以像把头埋进了沙子里的鸵鸟，眼不见心不烦了。 瑞澂连夜杀人，还扣留着名册，这种情况让城内外的几千名革命新军感觉大祸临头。拥有这种心情的包括城内的正目（班长）熊秉坤和城外的士兵李鹏升，这俩人都是各自军营的“代表”，他们召集革命新军商议：不能再等炮声了，就在10月10日晚上，无论南湖炮队有没有打炮，都立即起事！ 晚上7时左右，武昌城内工程营哨长（排长）陶启胜例行巡查，他发现很多士兵都没有按照规定回到军营。情况异常，陶哨长怒气冲冲，转身他又发现营内的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正抱着枪嘀嘀咕咕，陶启胜勃然大怒，厉声喝道：“干什么，想造反？” “老子就造反，你能怎样！”金兆龙厉声回敬，随即和陶启胜扭打在一起。程正瀛也扑上前去，先用枪托把陶启胜击伤，随后从背后开枪把他击毙。 枪声响了，史称“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宣布：干吧！ 几乎在城内打响第一枪的同时，李鹏升也在城外点燃了马草，宣布起事。在战场上，士兵们最喜欢的除了炮，还有火，它能让人有股莫名的兴奋。潜伏在武昌城内外的几千名革命新军立即沸腾了，他们纷纷冲出营房，下意识地冲向枪械所、子弹库、炮台、制高点，抢枪抢子弹，在熊熊的火光中，喊杀之声声势震天！ 一阵激动之后，士兵也明白了：一定要在天明前把湖广总督府打下来，否则全族都是要被灭的！ 南湖炮队已经开炮了，武昌城内的士兵找到了一个比熊秉坤更大的官——连长吴兆麟。就由吴连长担任总指挥，熊班长担任副总指挥，打开武昌城的中和门，迎接炮队进城，合力进攻湖广总督府！ 新军起事并不同于孙文和黄兴组织的帮会分子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职业军人，一旦动起来就是燎原之势。抵抗他们的是曾经的战友，很多人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便倒戈一击，或者坐山观虎斗。在总督府前负隅顽抗的只有在新军中占少数的旗人士兵。瑞澂见势不妙，赶紧带着张彪等人，溜之大吉。 10月11日，革命军占领武昌，“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在这里成立，脱离朝廷、割据自立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人生真是奇妙啊，前几天还在高喊着忠君爱国的口号，今天就已经举起改朝换代的大旗了！旗子是举起来了，年轻的革命小将们还是六神无主。这毕竟是兵变，是背叛朝廷，大军还在朝廷手里，如果朝廷大举反攻，杀头灭族的危险还是没有解除。吴连长也想找一个职务比他更高的人来当挡箭牌，让他来当“叛军”的领头羊，去做军政府都督。 大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新军里除了张彪的二号人物——协统黎元洪。 黎旅长素来是个老实人，性情比较温和，早在起事之前，革命新军其实就考虑过打出黎元洪的旗号。现在他还没有逃走，那正好，给请了来，请不来的话就绑了来。 黎大人就这样被半请半绑到了都督府，自动成为军政府都督。有一种说法是，当士兵们找到黎元洪时，他正吓得躲在床底下发抖，但我们在参与武昌兵变的当事人所有回忆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顶多是说黎大人当时是“躲在了帐子后面”；而这种说法又被邹鲁等人著的中国国民党权威史料采用。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黎大人的身份就能发现秘密了：他是被胁迫的革命新军，而不是孙文、黄兴式的老牌革命党人，中国国民党的史料“抹黑”一下黎大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黎大人也不傻，他知道都督这事儿不能干，否则朝廷将来第一个要剐的人就是他。有人拿过来一张安民告示要他签发，黎大人吓得心惊肉跳，赶忙求饶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的小将却由不得他了，他们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黎都督之名瞬间传遍武昌和全国。 黎元洪干脆来了一个软抵抗，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像一尊泥菩萨。士兵们就叫他“黎菩萨”。但是，革命小将的耐心也是有限的，有人已经粗暴地告诉黎元洪：如果不答应，就枪毙你！更可怕的是，黎都督之名已经传了出去，生米煮成了熟饭，黎大人即使想下船也是下不来了。 10月11日夜，继武昌之后，汉阳、汉口的新军相继起事，占领这两地，这多少让黎大人看到一点希望。他秘密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朝廷前“督办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两人约定：将来如革命成功，黎大人保全柯大人全家；如革命失败，朝廷平叛成功，则由柯大人保全黎大人全家。有了这个约定之后，10月13日下午，黎元洪下定决心“革命”，他剪去辫子，开始以都督的身份发布命令，任命军政府官员，到处视察演讲。大家惊奇地发现，黎大人变了，从一言不发变成了慷慨激昂，比谁都爱“革命”。当然，革命的前途如何，黎大人心里还是没底的。 而朝廷也已经准备大举平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