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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为了起义，孙文发行“革命股票”</h4> 3月1日，兴中会总会刚刚成立之后，孙文拜访了日本驻香港领事，告诉了他们广州起义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起义提供支持，特别是军火方面，这样起义军就可以与在北方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一举击溃大清朝廷。 日本人最关心的是起义军的实力，觉得孙文和杨衢云现在还不名一文，如果还有更有势力和声望的人支持起义就更好了。日本人的意思是，他们当年的倒幕运动还要打着天皇的旗号，如果起义军方面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声望和资历的人，即使发动起义后偶然成功了，也会很快分崩离析。 面对日本人的询问，孙文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把他列为“支持者”的第一人。他就是此时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的康有为。 三年后（1898年），康有为将通过戊戌变法而声名鹊起，但此时的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改革派，因为对朝廷不满，经常发表一些尖锐的言论，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并不一定会支持起义。孙文其实连康有为的面都还没见过，两年前在广州办“东西药局”时，孙文倒是求见过康有为，康有为一听这是一个连科举都没有去考的人，就要求孙文以门生的身份求见。孙文是恰恰看不起科举的，两人没见成面。不过，这并不影响现在孙文自发地把康有为拉进“支持革命”的名单，啥也不知道的康有为就这样“被革命”了。 通过调查研究，日本人认为，孙文的“起义军”其实还是子虚乌有。既没钱，又没有人，利用甲午战争举行起义的想法虽然很好，但起义本身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日本人婉拒了孙文的请求，只是觉得孙文“奇货可居”，不想失去扶植大清朝廷反对者的机会，于是对孙文表示口头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就是不来点实在的。 不屈不挠的孙文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隔了一段日子，他再次拜访日本领事，日本人的态度依旧如此。 孙文失望了，他原本对寻求“国外势力”支持革命事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因为他确实是没钱没人，也没有军火。他原本以为，日军正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发动广州起义也有利于日军，日本没有理由不支持，所以这是双方的重大机会。没想到日本人很精，他们只看实力，看锅下菜，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利益，绝不会雪中送炭——特别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孙文又去拜访了德国驻香港领事，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 没有办法，孙文和杨衢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香港的几份英文报纸上阐述兴中会总会的主张——假如将来起义成功，“不会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是会建立一个非满族的汉人当皇帝的君主立宪国！ 很显然，这和兴中会总会计划推翻皇帝、实行“总统”模式的宗旨是不相符的，但孙文和杨衢云很清楚，此时在大清势力最大的是英国、日本、德国，它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三国对美国那种不要君主的共和政体也是比较抵制的。兴中会总会发布这样的主张，就是要赢得这三个国家的好感。哪怕它们不能在起义前给予支持，在将来发动起义之后，也要使这些国家不会像当年帮助朝廷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对待兴中会总会，解决起义的后顾之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其他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力更生，钱和人都要靠自己解决。对于钱，首先只能从会员们身上想想办法。和檀香山兴中会一样，会员除了仍然需要交“底银”5元之外，还可以购买兴中会发行的“革命股票”。这些股票面值100元，但会员们认购时，只需要交10元。也就说，将来“起义成功”建立“两广共和国”之后，可获得10倍收益。孙文鼓动大家：以前你们拿钱向朝廷捐红顶子，钱花了，往往打水漂，有去无回，现在你们把钱捐献给起义军，将来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 会员们的热情还是很高，富商会员黄咏商甚至还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一套房子，得到的钱全部上交组织。请注意，孙文在宣传鼓动时，并没有过多讲什么“革命的道理”，他只是要让人知道，共和有利可图，以“利诱”来发动大家，组成兴中会这个革命的“股份制公司”。孙文其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 钱的问题总算是部分解决了，有了钱可以购买军火，接下来就要解决起义队伍的问题。孙文和杨衢云已瞄上了一批人，一批被朝廷称为“黑社会”的人。 在大清的土地上，有三个著名的秘密社团，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红，是指洪门；绿，是指帮助朝廷进行漕运的漕帮，也称安清帮或者清帮；最后一个就是白莲教。除了清帮，洪门和白莲教都是反清的，受朝廷的严密监控和打击。 白莲教主要出现在北方的黄河沿岸，几年后卷入了义和团运动，我们主要介绍分布更广和势力更大的洪门。 洪门，对外称天地会，最早是受郑成功的影响，以“反清复明”的宗旨出现在大清初期的福建沿海一带，老百姓们一般称他们为“红帮”。洪门的会员大多是中下层的劳苦群众，这个属于人民群众的组织是相当有特点的。 首先，洪门对会员的控制相当严格，加入洪门是要宣誓的，如有违反，不是“死在万刀之下”，就是“五雷诛灭”。最常见的下场是要在身上刺三刀，必须刺穿，所谓“三刀六洞”，并且严禁会员叛帮，投靠在其他帮派的门下——尤其不能投靠在清帮门下，否则洪门会想办法锄奸。但是对从清帮投靠过来的兄弟，洪门倒是欢迎。江湖上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情况：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 洪门虽然对会员控制严格，但在组织形式上却是相当开放的。打个比方，只要兄弟你认可“反清复明”“均贫富”“天下为公”等宗旨，就可以在洪门这个总的旗帜下，带一帮兄弟在各地“开山立堂”，成立新的堂口，与其他兄弟单位是平级关系。不管属于哪个堂口，除了管事的，所有洪门会员都以“哥弟”相称，并且讲究“哥不大，弟不小”，大家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行走江湖时，就靠暗号辨认，比如兄弟你去茶楼、酒馆消费，小二倒茶倒酒时，你五指全伸，以拇指和食指从杯口和杯底夹住茶杯，由拇指上面起，置于肩膀的任何部分接茶接酒，不用回头，小二就会知道你是帮中人。 这种组织形式十分有利于洪门的开枝散叶，这和清帮内部以“字辈”垂直相传，不是讲究“哥弟”而是讲究“师徒”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这两大帮派最后的发展也就是“清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到甲午战争前后，漕运已经消退，清帮逐渐汇聚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海人常常称他们为“小瘪三”。后来混迹上海租界的著名清帮大佬有杜月笙、黄金荣等人，而洪门的发展却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正是由于华工出洋。洪门在大清国内外有不同的堂口和习惯叫法。 洪门在两湖（湖南、湖北）、四川等长江沿岸各省叫作“哥老会”；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一批通商口岸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叫作“添弟会”“小刀会”；在粤港地区取洪字三点水，叫作“三点会”，后来改称“三合会”；在海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一开始也称三合会，后来为了适应当地殖民法律中不得结社的规定，把“会”改为公司，比如“义兴公司”；在檀香山和美国本土，主要有“致公堂”“安良堂”。 洪门已经成为华人世界里的第一大秘密社团，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洪门。大清同治三年（1864年）左右，马克思在成立国际性的劳工组织——第一国际时，也曾向海外洪门发出过邀请，甚至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时，还钻研过中国的历史和华工状况。难怪与清帮有渊源的蒋介石对洪门一直十分警惕，后来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除了屠杀共产党员，还大肆清洗有洪门背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由于这些人大多处于农村和基层，他们被清洗后，国民党的大批县市党支部失去作用，基层组织基本瘫痪，这在客观上又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创立了一个条件。 这是后话，不过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洪门可怕的势力。他们虽然被称作“黑社会”，不过洪门弟子在面对大清官员时，反而有心理优越感。洪门弟子一直以“义士”自居，在他们看来，大清朝廷才是最大的“黑社会”——洪门至少还有纪律，违反了就要受到严格处罚，比如不能嫖赌、欺压良民、霸占良家妇女等等；“黑社会分子”都能够做到的这些条款，朝廷官员却是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为所欲为。大清朝廷真是到了连“黑社会”都不齿的程度。 正是因为如此，杨衢云、谢缵泰等香港的体面人士，在成立辅仁文社的同时，竟然也纷纷加入了香港三合会。另外，孙文的同学郑士良也是三合会成员，至于孙文在香港读书期间有没有接触甚至加入过三合会，成为他反清思想的一个源头，这就不得而知了。粤港两地其他大部分的三合会成员都是底层劳工，如车夫、佣工、杂工、苦力等等，“反清复明”已经离他们很遥远，加入三合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谋生中寻求一种保护，或者获得某种“尊重”，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肯出钱来“买”他们，三合会也能很快拉拢起一支队伍，就看出的钱的多少了。 杨衢云熟悉香港，就继续在香港筹款和“买人”。郑士良潜回广东老家，在汕头等靠海一带收买三合会成员、草寇和绿林好汉充入起义军队伍。孙文和陈少白潜回广州，加上特意从上海赶来的陆皓东，三人在广州筹备成立起义的总指挥部，将来统一指挥起义！ 在“太平盛世”下筹备起义，这是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只能进行隐秘的活动，而孙文没有想到的是，他即将得到一个“郑观应式”的人物支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官商”刘学询。
<h4>“官商”刘学询暗助起义</h4> 刘学询，香山人，买办之子，家境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刘学询虽然也曾考中过进士，成为朝廷厅级候补官员（候补道），但他并没有往官场上走，而是子承父业，下海经商，在广东承包着大名的“闱姓”工程。所谓“闱姓”，就是一种博彩业，猜科举中榜者的姓氏。虽然属于“毒”的鸦片不合法，但属于“赌”的闱姓在广东是合法的，朝廷主要是想收税。由两广总督府负责经办，从第二届“闱姓”开始，刘大人就是总承包头，他已经从这项工程里捞了不少油水，是大清真正的“隐形富豪”。当然，所谓的隐形并不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富豪，只是财产的具体数额大家没法想象。日本人曾经调查，到1899年左右，刘学询的个人资产“约七百万两”，差不多占了朝廷当时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有个“刘三国”的外号——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孙文回到广州，准备从刘学询这里弄点起义经费，他把广州起义的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孙文为何会相信一个“官商”呢？主要是他们早就认识了，早就有金钱上的往来，这需要从一段访问说起。 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访问了已经76岁高龄的刘老爷子，请他回忆“当年与总理交往的细节”。于是，由刘学询口述、在场人士整理，留下了第一手的《总理史实访问记》。遗憾的是这份史料在记录完后并没有全部公开出版，只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完整版本至今还封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据说没有完全披露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考虑到“塑造总理形象之需要”，在此，我们特地向中国国民党方面呼吁：要相信历史啊。 接下来，我们就将根据这份《总理史实访问记》等史料，来进行讲述。 事情是这样的，刘学询的胯下曾经长过一个疮，很显然，这种隐私部位的暗疾找中医是不太方便的。刘学询找的是西医，被西医一刀割好了，从此他对西医别有好感。1892年，孙文正在澳门行医，刘学询经人介绍认识了小老乡孙文。 据刘学询讲述，他当时就对孙文极有好感，为了支持西医事业，刘大人发动富豪朋友为孙文捐款，总计“赞助白银三万余两”。 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学询的这一段讲述应该是有些吹牛了。根据购买力的对比，当时三万两白银相当于如今的450万至600万元之间，即使刘学询舍得给孙文这么多钱去支持西医，当时只是在行医的孙文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花完这么多钱也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后来孙文一生都对刘学询极其尊敬和友善来看（友好程度远远超过对郑观应），刘学询应该不是完全凭空捏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刘学询应该是赞助过孙文不少钱，成为他们一生交情的起点；至于具体金额，由于这是刘学询在时隔几十年后对着中国国民党人回忆他“与总理交往”的细节，吹吹牛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孙文不仅把起义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甚至鼓动这位著名的“富二代”：只要您支持起义，起义军可以打出您的旗号，推举您为未来的“两广共和国总统”。 刘学询一听说有人想推举自己为未来的“总统”，便认真分析起国内外的形势来。和日本人一样，刘学询并不认为起义还有成功的可能。当初没有争取到日本人的支持，现在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了，起义的时机也就已经过去了。朝廷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起义军，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面对这位前来有求于己的老乡，刘学询还表示了一下心理优越感，这就是他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他对孙文说，他并不赞同让日本人来帮助起义，恰恰相反，为了推翻大清朝廷，必须打着“抗日”的旗帜来收买人心，比如在停战之前，组建一支队伍，打着“北上抗日”的合法旗号进京，等掌控了京城周边再发动起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另外，对于花钱收买三合会等帮会分子起义，刘学询也认为不妥，他认为那些乌合之众即使能成事，也极易在起义的过程中趁火打劫，洗劫老百姓和洋人，酿成骚乱和排外事件，到时候列强就有出兵的借口了，大清恐怕首先就会被洋人瓜分，这与起义的宗旨并不相符。 但刘学询还是出了一笔钱，帮助孙文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农学会”，既能以公开的名义为起义筹款，又能作为秘密据点。不久，两广总督李翰章赫然列名“农学会”赞助人，这应该也是刘学询的功劳。李翰章自然不会出真金白银，只是挂名落个“重视农桑”的美名，不过这对于孙文来说已是极大的帮助了，他可以打着总督的这个旗号再去广东的政商两界拉赞助。刘学询真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啊！ 而刘学询的惊人之举并不限于此。由于此时的他正好要向两广总督府上缴一笔“闱姓”承包款，他就把什么时候去送这笔款子的消息告诉了孙文，建议孙文干脆来个打劫，大家里应外合，把这笔款子劫了做起义经费得了。 孙文和他的伙伴们最终没有真的去打劫。依照他们的实力，只能全心全力准备起义，如果劫了款闹出事来，起义也就无法举行。刘学询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这一点孙文还是明白的。 所有的办法都已经想尽了，起义的条件还是不具备，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孙文制订了一个“内起外应”的计划，也就是采用日本人在倒幕运动中常用的“奇袭”战术：以5人为一队敢死队，20人左右冲入两广总督衙门，把以总督为首的重要官员格杀或者挟持，到那时，广州城内的清军就会因无人指挥而不战自乱；另外派20人埋伏在广州城中的重要地段，作为打援；城门处派二三十人占领，引导城外的响应者入城；剩下的一二十人围攻属八旗军的广州将军驻地；大家完成任务后就分头四处放火，一鼓作气，拿下广州！ 数一数，孙文的这个计划总共需要的人还不足100人。所有人听完后都目瞪口呆：这太冒险了吧？ 孙文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大家，像广州几个主要的军政机关虽有防守，但有名无实，他们绝不会想到太平日子里还有人来起义，以此奇袭，大事可成。 大家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太冒险。经修改，方案改为分三路“分道攻城”：杨衢云在香港收买3000人左右的帮会分子，作为主力中军开向广州；郑士良在汕头等地再收买一批帮会、绿林好汉作为左、右两路军开向广州；等这三支队伍到齐之后，孙文坐镇广州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军，同时也在广州本地收买少量帮会分子作为内应，里应外合，这样起义军的总人数就增加到了3000人以上。 很显然，由于杨衢云的香港一路军是绝对的主力，起义时间也因此定在了10月26日，这天是农历九九重阳节。每年重阳节之前，都会有大批香港市民携家带口回广东老家扫墓，香港军3000人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混入广州！ 起义方案已经决定了，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初成立兴中会总会时，并没有选出领导人，现在到了起义前夕，必须要有领导人了，这个领导人也将是未来的“总统”——“总统”还是要有的，万一起义成功了呢？当然，当时其实还没有“总统”这个翻译，是根据英文“president”音译的“伯理玺天德”。10月10日，兴中会总会开始进行“伯理玺天德”的选举。 很出意外或者说不出意外，领导人的选举不仅有巨大分歧，还发生了激烈争吵。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这些“孙派”的人坚持认为只能由孙文当选，而“杨派”的谢缵泰等人认为，如果没有香港方面的钱和人，孙文有什么实力发动起义？他们坚持要杨衢云当选，双方都互不相让，情绪激动。 孙文表现了君子风度，他主动退让，杨衢云顺利当选。根据这一结果，杨衢云成为了史上第一位选举出来的华人“总统”，也是兴中会总会首任会长。孙文只能接受他的领导，但“孙派”之人仍然不服。 由于孙文没能当选，郑士良甚至扬言“要杀掉杨衢云”，而谢缵泰等人也在背后继续攻击孙文。谢缵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孙逸仙看起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孙逸仙念念不忘起义，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迟早会发疯的！” 看来，“大炮”这个外号，很可能还是孙文的革命同志谢缵泰首先发明的。 这一切的内讧，都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h4>起义流产，孙文只身逃出广州城</h4> 九月初九凌晨，孙文在广州的总指挥部静静地等待原计划中的三路军到来。指挥部里还有从广州本地收买而来的各路帮会大哥，他们前来等消息、讨口令，只等孙先生一声令下，就发动广州城内外的喽啰，与三路大军里应外合，大闹一场，然后拿钱走人。 按照原定计划，三路军应该都到了，而结果却踪迹全无。指挥部里一片闹哄哄，大哥们早已经等得不耐烦，孙文只好安慰大家少安勿躁。 早晨8时许，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密报传来。郑士良方面报告：途中受（官兵）阻截，万难前进。 紧接着，另一封由杨衢云从香港发来的电报也送到了孙文手里：货（即人）不能来！ 如果只有郑士良方面不能来还有挽回的余地，连主力的香港军都不能来，这真是晴天霹雳。 陈少白认为，凡事过了期，必然走漏风声，再发动一定会失败的，还是先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 孙文同意了。他不得不同意，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于是孙文下令起义紧急停止，让人给那些还在闹哄哄“待命”的各位大哥发了钱，表示行动暂停，令他们遣散待命，同时紧急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辛辛苦苦筹备大半年的广州起义就这样流产了，它竟然连一枪都未发，连个旗帜都没打出来（由陆皓东事先设计）。但现在已经不是追究责任和原因的时候了，陈少白等人要求孙文立即离开广州避难。不过这次孙文并没有同意，他要其他人先走，他自己留下来“善后”。陆皓东也表示暂时不离开。于是只有陈少白走了，他乘坐当天的夜班轮船从广州紧急逃往香港。 起义都已经停止了，危险正在逼近，孙文还需要如何“善后”？这正是孙文心思缜密之处：作为起义总指挥，他绝对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拍拍屁股就散了，原因很简单——那封通知“停止发货”的电报到达杨衢云手中，还需要一定时间。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粤港两地的电报是有线电报，发个密电都要去电报局发，再加上两地管理体制不同，一封电报能够在一两天内到达对方手里就已经很不错了。杨衢云的第一封电报中说“货不能来”，实际上只是他提前预计到无法按时“交货”，先通知孙文。也就是说，杨衢云的这封电报，他很可能在九月初八或者初七就发出了，而事情总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发完电报之后，杨衢云又能“发货”了，而广州这边的总指挥部早已人去楼空，没人“接货”和善后，那么这批秘密携带武器前来的香港军很可能就会乱中生变，暴露目标，被一网打尽，由此波及兴中会总会，给兴中会总会以后在香港立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目前风声似乎还没有走漏的情况下，孙文必须留下来，尽可能地等到杨衢云那边的进一步反馈。 而孙文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风声其实早已经走漏了，而广州捕快李家焯早已经盯上了总指挥部！ 起义的前一日，九月初八，在广州负责为起义起草檄文的兴中会总会会员朱淇，已经被他的哥哥朱湘发现了秘密。朱湘不是兴中会会员，也没有什么“革命觉悟”，只担心将来落个株连九族的下场，于是他以朱淇的名义向李家焯捕快自首，举报孙文是“造反头头”，想为弟弟将功赎罪。李家焯惊闻有人要造反，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跑去上报。此时的两广总督并不是李翰章，他已经离任了，接替他的人是谭钟麟。谭总督严肃地听完汇报后，当场打起了哈哈：“孙文这个人不过是个西医，农学会就是他办的，李少帅（李翰章）还曾赞助。这个孙文虽然一贯喜欢吹吹牛说大话，焉敢造反？” 事实证明，谭总督这番哈哈是打得很有艺术的，并不是他神经大条。朱淇很好处理，抓起来就是，难处理的恰恰就是孙文。这是因为孙文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教徒。 在此时的大清，但凡与教会和教徒打交道是要特别谨慎的，不然就会引火烧身，成为朝廷处理中外关系的替罪羊，这几乎是朝廷所有大员的“政治觉悟”。现在，仅凭朱湘的一面之词，并没有抓到孙文本人的确切证据，堂堂谭总督绝不敢首先与孙文为难。不能去抓孙文，但自己管辖的地界也绝对不可以发生破坏稳定的群体事件，这一点谭总督也是很清楚的。于是谭总督只能派清军在广州周边暗中加强戒备，这也正是郑士良电告的“途中受阻截，万难前进”的情况。 谭总督再暗中戒备，也是不可能把清军派到香港去的，那里不是他管辖的范围。那为什么杨衢云连在香港都不能“发货”了呢？ 真正的原因正是那句话：“买”来造反的人，那是相当不靠谱。 根据原定计划，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军应该至少有3000人，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多，但问题是杨衢云都要靠拿钱去“买”。杨衢云本人是三合会成员，联络帮会分子没有问题，但三合会并不是一个成熟而严密的组织，会员们更不是专职的“造反者”，谋生（赚钱）才是他们的第一需要。这就难保当杨衢云去联络各个“堂口”的大哥时，大哥们为了拿下这门“生意”，也只好吹吹牛，告诉杨衢云别说3000人，三万人到时候我也能给你找来，而到了真正要出发的时候，一切都露馅儿了。于是，为了避免对在广州的孙文造成影响，在临近出发的十万火急的关头，杨衢云因为无法凑齐必要的人数而不能按时“交货”，只好先紧急向孙文打了那封电报！ 现在，一切的事情已经证实了孙文事先的判断：首次起义，兵贵在精而不在多，重在闹出声势和影响。就兴中会总会这点家底，与其抱希望于实现起来有很大困难的“大军分道攻城”，还真不如来一次当年日本人经常干的“奇袭”，说不定反而能收到神奇的效果。孙文是一个现实的人，他并不是天生喜欢冒险，也并不是只习惯于“放大炮”，因为现实，他反而想得更深入。 出了两广总督府，李捕快立即带人在指挥部附近监视孙文的动向，虽然谭总督对孙文有所顾忌，但李捕快不得不上十二万分心。这个服务了多位总督的资深捕快十分清楚，他的“上面”是谭总督，谭总督的“上面”是朝廷，如果将来证实孙文真的就是“造反头头”，朝廷怪罪，那么谭总督一定会忘了他曾经打过的哈哈，就把李捕快等人作为替罪羊。所以，对于李捕快来说，他绝不是在听完总督大人的那个哈哈之后就可以回家睡觉了，他和巡捕队的首要工作是紧盯孙文，确保能够在紧急时刻制住孙文，绝不能让孙文成为漏网之鱼。 指挥部里，孙文一直等到傍晚，还是没有等来杨衢云新的电报。孙文似乎已经发现了门外正在监视他的人，但他并没有慌乱，他出了指挥部，大摇大摆地去了广州教会的一个牧师家里参加婚宴。这天就是重阳节，大部分广东人都在扫墓，这里却在举办婚宴，按照传统观点，这是很不吉利的。然而这正是教徒们的特别之处，反正他们是“不敬祖宗”的，牧师的左邻右舍都对这户人家避之不及，唯恐与他们发生关系。这种心态也包括广州官府，孙文大摇大摆地赴宴，其实已经公开打出了教会这张牌。 感觉不妙的李捕快再一次紧急请示谭总督：孙文已经离开驻地，是否立即将他缉拿归案？谭总督这次倒没有藏着掖着，也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他向李捕快说出了实话：孙文乃教会中人，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不可鲁莽从事！ 既然总督大人都明确表态了，李捕快也不敢贸然行动，他十分难受，在牧师家的门外走来走去。 孙文显然发现了这一切，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毫不留情地嘲笑了李捕快，在门内对着周围的教友们高声大笑：“这些人难道是来抓我的吗？”（此辈岂来捕余者乎？） 嘲笑完之后，孙文开始男扮女装，最终在教友的帮助和掩护之下，于第二天清晨（九月初十）成功逃出广州，途经澳门，最终到达香港。广州的李捕快只能恨恨不已，眼看这条“大鱼”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开溜了。 而孙文的出逃终于给谭总督一份“直接证据”，几个小时之后，他下令李捕快去查封和搜查农学会（起义总指挥部）。孙文已经走了，但不幸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陆皓东。陆皓东原本也是安全撤离了的，但不知何故又返回了指挥部。根据后来的考证，很可能是陆皓东发现还有机密文件留在那里，于是他不顾危险和其他人劝阻，返回指挥部，想把这份文件毁掉，正好就碰上带兵前来查封的李捕快，陆皓东等人被当场缉拿归案。 对于谭总督和李捕快来说，孙文溜了，正好需要一个“大鱼”级别的替罪羊。陆皓东受尽酷刑，据说连牙齿都被一颗颗敲掉，最终被处决。另外被捕的人中，一人（程奎光）被600军棍杖毙，一人（程耀臣）在牢里去世。 陆皓东很有绘图功底，起义之前，他负责为起义军设计旗帜。他设计了青天白日旗，多年以后，它成为了中国国民党的党旗；而在“青天白日”的基础上再铺上“满地红”的底色，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孙文盛赞陆皓东是“为共和牺牲之第一人”，并且很可能是孙文亲自请求当年在香港受洗的牧师，追认陆皓东为基督教教徒。这就是我们在如今保存下来的那份受洗名单上，能够发现陆皓东的一栏备注着“已故”的原因。 灾难并没有结束，孙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九月初十，就在孙文出逃广州的同时，在香港的杨衢云终于凑齐了600人的苦力和帮会分子。人数虽然与计划中的3000人相差甚远，但由于此时杨衢云还没有接到孙文那封“停止发货”的电报，他认为还是应该按原计划向广州“发货”，具体的事情交给了三合会的两位大哥朱贵全和邱四执行。这两位小老大自然不会提前泄露起义的秘密，他们告诉大家广东官府正出工钱“招兵”，现在先发一点路费，领着大家去广州揽下这门“生意”。最终有400人同意前往。 九月初十晚，朱贵全和邱四把起义用的枪和子弹藏在水泥桶里，人枪分开，率领400人登上租来的夜船，就要向广州出发。 此时，突然有大批香港警察步操进入码头，他们登上船，对人对物逐一进行检查，最终没有搜出藏在水泥桶里的枪弹，只好将船放行。朱贵全和邱四也长出一口气，夜航船离开香港，驶往广州码头。 在孙文已经指令“停止发货”、广州方面的风声已经走漏的情况下，香港这边却已经向广州“发货”了！ 一夜航行之后，第二天（九月十一）清晨，船即将停靠广州码头，船上的400人突然又惊恐地发现了熟悉的一幕：岸上正有大批清军严阵以待，一副要拿人的模样。不就是去打个工吗？为何粤港两地都有军警如临大敌？ 毕竟是帮会中人，大家都明白了，这是要去“犯事儿”啊！等船一靠岸，400人趁乱一哄而散。清军似乎提前得到了朱贵全和邱四的相片等情报，他们在人群中准确地抓捕了朱、邱等几十人。朱贵全和邱四互相指认对方为首领，但为时已晚，谭总督也不管谁是首领，或者知道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首领，反正还需要替罪羊，就把他们两人都当作“香港方面的造反头头”一同处决了。 在计划中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军不仅没能发动起义，还落个悲剧结尾。共有40多人被捕，三合会的两位小老大被杀，杨衢云、谢缵泰等原本的“体面人士”无法再在香港立足，他们各自亡命天涯。杨衢云先后逃往新加坡、南非等地，谢缵泰避居澳门；曾经变卖房子支持起义的黄咏商等人心灰意冷，不再提起起义。兴中会总会因无人打理，继檀香山兴中会之后，已是名存实亡。 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组织就这样在实际上消亡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从此散落天涯。 大家都不曾想到，这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有一个人不那么贪生怕死，而是像孙文那样考虑周祥和天生机警的话。这个人就是陈少白。 陈少白是九月初九的晚上坐夜班船离开广州前往香港的，初十清晨就可以抵达香港，而杨衢云是这天的晚上才“发货”。也就是说，虽然孙文要求“停止发货”的电报比较慢，没有及时送到杨衢云手中，但陈少白却已经抵达香港，他完全有时间火速赶过去通知杨衢云。陈少白却并没有这么做，也许他想当然地认为杨衢云不会再“发货”了，也许他害怕杨衢云之前没“发货”的原因恰恰是已经暴露，自己这一去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也不清楚他在离开广州时，孙文有没有交代他要去给老杨报个信，但我们也不能排除，陈少白的贪生怕死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那就是“孙派”和“杨派”之间因“争选总统”造成的矛盾。 不论陈少白当时的考虑如何，事实是他在能够去给杨衢云报信的情况下并没有去报信，间接造成了这场悲剧。自此之后，这两派之间的矛盾越拉越大，直至多年以后，他们都还不能原谅对方，互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孙派”指责“杨派”不按计划如期“发货”，而“杨派”怨“孙派”拒不“接货”，甚至指责孙文本人“在香港的同志们抵达广州前20个小时，他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由于这些矛盾，在后来，那个著名的“秘密宣誓”很可能就是被“孙派”提前到檀香山兴中会，很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孙文独享了“革命首创者”的地位，而杨衢云在革命史中的地位就在无形中被消退和遗忘了。但“杨派”也并不是没有发声，甚至在事隔30年之后的1924年，谢缵泰还在他创办的香港《南华早报》上攻击孙文先生：“杨衢云当选革命一旦成功后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孙逸仙大不高兴，此后一直怀恨在心。其实，黄咏商早就看出孙无能，并在起义发动之前的1895年10月12日就发誓与孙文绝交。” 一切的“罪魁祸首”其实都是起义的流产。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关于这次起义，还有一个巨大的谜底没有揭开——按理说，香港“发货”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连在船上的那400人都不知道去广州是去起义，秘密只有少数的人才知道，那么香港和广州的军警又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从没有见过朱贵全和邱四的清军又是如何准确地将这两位小头目抓捕归案？ 一位真正潜伏在这场起义幕后的“大佬级”人物即将浮出水面。
<h4>孙文败走日本</h4> 兴中会总会会员黄咏商有一个十分有名和有钱的姐夫，姓韦，名廷俊，字宝珊，是香港的银行买办，头衔还有香港太平绅士、团防局局绅、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终身总理等等。总之，这是一位出入于香港上流社会，能跟港英政府直接搭上线的大人物。 韦宝珊的业务并不只局限于香港，在广东，他使用韦廷俊的名字，入股了刘学询承包的“闱姓”工程。承包“闱姓”是直接与两广总督府打交道的，他能作为股东，自然也有大清“官商”的身份。资料显示，韦宝珊很可能在广东捐过官，级别应该是与刘学询同级的朝廷候补道。就这样，由于生意的需要，韦大人在粤港两地都建立了极深的政商人脉，也就是说，当两地官府需要走非正式渠道沟通时，韦宝珊就是很好的桥梁和双面坐探！ 两地官府有什么需要要走非正式渠道沟通的呢？这是由于粤港两地特殊的关系。《南京条约》之后，香港脱离广东的管辖，归港英政府管理。两地不仅有天差地别的政治体制，还有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理念，在很多问题上常常是对立的，大家都必须小心谨慎，免得酿成“外交事件”。 而粤港两地又是同文同源，很多香港人的老家都还在广东，两地政治、经贸方面往来不断，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粤港两地官府都明白，谁也不能把对方真正当作敌人，最后双方形成了在对立中有高度默契的微妙关系。 对于黄咏商加入兴中会总会，韦宝珊是知道的，甚至广州起义很多密谋会议，就是在韦宝珊家里召开的。由此可见，大家也没把他当外人，韦宝珊是支持起义的。 一切的变化应该发生在朱湘自首之后。 当谭总督接到朱湘自首的报告之后，他已经明白了起义的大本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乱党”的主力军也还留在香港。香港并不是谭总督管辖的范围，他确实不能像《南京条约》之前那样，派支清军过去抓捕，而在抓到确切证据之前，谭总督也不好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照会港英政府，以免事情生变时，自己不好收拾。谭总督一定会利用韦宝珊这种可靠而私人的关系将有关情况先透露给香港方面，其实是希望港英政府能够采取措施，阻止这批他管不着但又要给他添乱的人来广东。 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谭总督提供的消息，此时在香港的韦宝珊就已经知道广州那边的风声已经走露。对于韦大人来说，他和有过秘密宣誓的小舅子黄咏商不同，他并不是兴中会总会会员；也和受孙文信任的刘学询不同，他是两地的“红顶商人”，当广东方面的情报提供过来之后，他必须作出反应，日后才好向那两方面交代。很显然，韦宝珊首先不能把这个绝密消息泄露出去，甚至连黄咏商都不能告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杨衢云或者黄咏商亲自去往广州，然后把谭总督的情报，连同香港这边初十晚朱贵全和邱四率众乘船出行的机密消息一同报告给港英政府。这样韦大人就能继续当好粤港两地双面坐探的角色，两地讨好，又立新功。 于是，得到线报的香港警察步操进入码头，上船严格搜查，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他们把这艘已经十分可疑、藏有200多条枪的船给放行了。如果根据我们上面的推断，韦宝珊提供了情报，香港警察知道船上“有货”，为什么最后还放行了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并不是警察无能，也并不是船上的武器隐藏得太好——最起码，如果香港警察强烈怀疑，一心想处理这批人，可以先将船扣留，不会让它如期驶往广州。 只有一种解释：港英政府得到情报后的处理结果就是只搜查，不扣留。 因为扣留对港英政府是不利的。 如果这批人仅仅是要在香港闹事的“黑社会分子”，港英政府是会毫不犹疑地拿下的，但问题是他们是被兴中会总会收买的反动分子。在香港，英文报纸已经对兴中会总会进行过报道，大家都知道兴中会总会是打着“推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旗号的，这符合一直标榜“文明世界代表”的港英政府的“价值观”，如果此时港英政府因为这批人要去广东“推翻专制”而把他们扣留，一定会受到舆论的攻击，不利于港英政府和英国的形象。 于是，我们相信，港英政府很可能对香港警察下达了“先搜查，后放行”的命令，既向帮会分子显示港英政府对此事已有掌控，警告他们将来不要在香港生乱，又没有在事实上阻止兴中会总会对“推翻专制制度”的追求。 但是，如果把起义军就这样放行了，也是无法给两广总督府一个交代的，毕竟在平时，两地在打击真正的“黑社会”方面还是有很多合作的，比如香港和内地就签有“引渡条约”。那怎么办呢？就是把香港这边情报也通过韦大人私下提供给广东方面。既然这批去广州作乱的帮会分子带有政治目的，港英政府不方便抓，但也提供情报，好让你谭总督出面去抓。 这就很好解释那艘船上岸时，为什么已经有大批的清军在等待他们。清军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朱贵全和邱四，稀里糊涂的两人真正成了冤死鬼。 而在谭总督这边，他真正一直难以处理的就是孙文。孙文除了有教会背景，还有很深的“香港背景”——他的组织是在香港，孙文本人也是在香港求学，持有香港临时行医执照，谭总督只能特别对待，明确命令李捕快不得轻举妄动。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孙文大摇大摆去教友家之后，还能成功逃出，沿途从广州一直逃到澳门和香港，并不是他化妆技术好、逃走水平高，也并不仅仅是教友们的掩护，更加不是堂堂两广总督昏聩到在自己的地界上抓不到一个已被盯住的嫌疑犯，而是谭总督根本不想抓他！对于如何处理孙文，谭总督和港英政府方面也有高度的交换式默契：这个人和你们渊源极深，我也先不抓，先放回“你们香港”，让你们去抓。 果然，直到五天后（九月十五），谭总督这才正式照会英国驻广州领事，咨照香港总督，要求交出“怀疑逃港”的孙文以及杨衢云等人。而港英政府果然没有冒着“被文明世界舆论攻击的危险”去抓捕孙、杨等人，他们及时地对孙、杨下达驱逐令，禁止五年内入境香港。孙文和杨衢云最终都平安离开香港。 韦大人完成了他的任务，扮演了该扮演的角色。一年后，他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并在晚年（1919年）罕见地以华人的身份被英国王室赐予爵位，人称“韦爵爷”。 一切处理完毕之后，两广总督衙门里的谭总督向朝廷写奏报——发生了这样危及稳定的大事，他必须给朝廷一个交代，否则，朝廷就会拿他的红顶子作为交代。虽然孙文等人把这场密谋称为“广州起义”，雄心勃勃地要夺取政权建立“两广共和国”，但在谭总督给朝廷的奏报中，这一切都一笔勾销了，估计还是刘学询向他献策。谭总督对这场事件的描述是打劫“闱姓”费款，这就是一场打劫未成的案件，孙文和杨衢云也就成了大盗，这样的事情在大清全国各地一年要发生几百起，发生在谭总督管辖的两广地界也就不奇怪了，朝廷用不着大惊小怪，言官御史也不必拿他开刀。 既然没什么大事，也确实没在广州造成多大影响（绝大部分的广州市民根本不知道还有过这样一场“起义”），朝廷也就放心了，他们把孙文的名字故意写成“孙汶”，表示这个人就是出没于山角水涯那样的“小毛贼”。12月2日，上谕颁布，谕令谭总督要“加强防范两广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盗抢之风”，把孙、杨捉拿归案，以儆效尤。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12月7日，广东臬司衙门（公安厅）发布告示，对孙文和杨衢云分别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缉拿。虽然事发时杨衢云并不在广州，但广东官府还是清楚内情的，把他和孙文并列为两大“造反头头”。而到了1929年初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等史料中，杨衢云的赏格被人工降为了“一百元”，并在后来被多种史料沿用。很显然，这是为了单独突出孙文先生的革命地位，而贬低杨衢云的“革命地位”。 通缉令下达的时候，杨衢云和孙文都已经不在香港了。孙文去往了新的世界——1895年11月，及时接到港英政府驱逐令的孙文离开香港，乘船抵达日本神户。如果不算之前的坐船经过，这是他首次踏上日本国土。对于日本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孙文很钦佩，但孙文并没有在日本停留太久。虽然他很快来到了华侨相对较多的港口城市横滨，在这里建立了兴中会的分会，但就算是整个日本的华侨也是不多的，捐款还不够养活自己。孙文令郑士良秘密潜回国内积蓄力量，陈少白留在日本，以办报的方式发展革命力量，他自己还是要去檀香山再想办法。 12月中旬，从日本商人梅屋庄吉那里借到路费之后，孙文离开日本，此时他的个人形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剪掉了辫子，留起平头，蓄着小胡子，脱去了长衫，穿起了和服和西服，打扮成一个日本人的模样，史称“断发改装”。这举动意味着孙文已经在心理上彻底脱离了朝廷，成了“职业革命家”，也就是找了一份名叫“革命”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个工作？自然是朝廷不行，天怒人怨。但这份工作的难度实在巨大，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造反的军队——活命都要钱，更别说革命了。 孙文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他相信他的方向是对的。人生变化实在是太快，谁又能想到，仅仅在一年以前，他还在天津苦苦盼着李鸿章的接见呢？ 也许是“断发改装”了，孙文的机警也放松了。他曾经去照相馆随意拍过一些照片，留下了底片，而他并不知道，他的照片已经落到了大清海外密探的手里。通过对孙文一系列活动的观察，朝廷终于意识到孙文并非简单的“小毛贼”，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分子。对于这样的人，朝廷的缉拿是不计成本的，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要破坏他的势力。大清国内以及各驻海外公使馆源源不断地派出一批批密探，他们将全球跟踪孙文，并最终寻找到一个机会，将孙文抓捕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