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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老朋友福开森先生送他太太的灵柩回国，从北平来，访得我住处特来看我。他说：我们同病相怜，故欲一见。又说：我失去一个廿五年的伴侣，比他失去一个五十年的伴侣略好些。我答曰：“您有五十年还嫌不足？”以后他过沪一二次都来相访，我常问问他所知时局，我告诉他：“中国虽打败仗，无投降之兵，沦陷区更有许多爱国之人。”他答我：“中国兵是好的，将不好；百姓是好的，官不好。”真是一针见血之言。一次他来，告我为新闻报馆开会到沪。随手从口袋里取出一纸条，是他的主张：“实事求是。”问我写东西不。又说在一老友家，见其家少奶奶曰：我是爱国的，将往内地。他说：“爱国岂须择地？你们以为这已经不是中国了么？”我猜到其人为谁，但未问他。他忽然又问我何不教书？他说为下一代努力，是最切要之事。我从来没有谈过庾村的事、南屏的事，不知他何所据而劝我如此？这日他走后，我彷徨踌躇甚久，终于自动打电话给季肃：“愿教书，请指派。”我教书之愿虽早有，然愈看书，愈见同人，愈自惭不学，是以不敢为人师。季肃的怂恿，福开森无意中之激励，我遂不顾一切，自此之后十年，我竭尽其心力。倘略有贡献于后一代，此益者二友焉。
夏尊先生和季肃的园地里，分了一席给我，我们三人是南屏三老，随着许多少年，自忘其老。夏先生曾在一次学生作品展览中，自己参加一篇短文说，每天走进课堂听见一群少年：“先生早，先生好。”把一切忧患都忘了；这是真话，我有同感。夏先生是一位饱经忧患之人，有时告诉学生：“曾先生、沈先生要我如此，你们读也罢，不读也罢。”肯读书的学生并不因此而欺侮他。夏先生是热极而冷，放任；季肃温文，主张自由；我凭一片热诚。同学对此三个个性不同的先生，都有不寻常的情感，家长亦常使孩子们有事就商我们。
廿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廿八日，我上南屏高二第一堂课，教《孟子》。季肃初以我对历史有兴趣，要我教历史，我不敢应。不敢的理由有二：近年学校教师要凭资格，只国文视学力或作品，我须守法。民国以后历史，我曾身历其境，与教科书所记不全同，我如何说法？我不愿生事。我对学校历史课却有一点意见：中国历史太长，上古的记载文字深奥，故一开始易感艰难乏味。读到近代都是国耻纪录，令人气馁，令人怨愤。又初高中各只有两年本国史，读到近代，实是最要紧处，时间已无几。编书者或顾忌，或投机，取舍无远大标准，毁誉过分。一个民族的神圣生存纪录，变成君相之起居注，或好汉斗争录，青年不感兴趣，无怪其然。看学生周记，很易发现讨厌史地的话：以为死人死地，不与吾人今日有关。我曾提议：初高中历史连接而非重复，不用双圆制。初中先给一个首尾衔接的时间观念，高中以纪事体的重点单题提出。我是在教职员聚餐桌上临时想到，当时随便提出一个异民族入中国题目为例。后来看见吕思勉先生的“大学通史”教本，与我的程序相反，他先讲单题，以氏族、婚姻居首，二十个文化单题为第一册。第二册为从头到底的通史。大学与中学不同，学生富有阅读能力，且都有过根底，故可先从单题着手。我们的先民传给我们如此悠久的历史，用种种方法生活在这块可爱的国土上，我们应有义务把他编成最容易了解的方式，使后代的人发生兴趣，加以爱护。我有此心，而无此力。曾对季肃说，倘由我试，要让我第一年教到末一年；学生亦如此，不插班，不转学。我琐琐述此，期诸有心人。青年们亦需要更多的课外读物，不仅史地科。
讲《孟子》是我自己的选择，经季肃同意。南屏学生没有看过整本线装书，闻线装书而厌怕。我第一堂功课上完，将“民本”“厌战”“性善”几点中心思想，和“王”“霸”的界说，分清楚。“王道”从人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谨庠序之教”开始，而仍以“若夫成功则天也”，功不必由己出。孟子不屑道齐桓、晋文之事，为其喜功，是针对梁惠王之好战不顾民生。青年们初闻王道、霸道疑为迂阔，我将二者分列为表，结论“王道”即为人道，以民为主，霸道为成功主义。治本治标，按时势都属需要，而“人道”是天经地义。抗战初期，尤其经过逃难生活的青年，更为可爱，她们用不着我多说。我虽然很鲁莽的如此介绍《孟子》，她们再读原文，对于本国的先哲从了解而起敬心，知道前人亦有对其时代的见解，和对其时代的努力了。从这经验，我觉得近代青年，到高中没有对本国学术思想有成段的认识，学校里只读短篇选文，是不够的。
南屏初期几班同学，眼见学校从筚路蓝缕中生长，休戚相关，连她们个人升学成家问题都肯向先生商量。季肃事事促成“学生自己做”，故学生主持一件事或一个会，如何布置，如何发言，都很自然，不必指点。在我的功课里，每两周我请她们发问，笔问笔答，往往有很有趣的见解如：“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做间谍的人何以从容不迫？”“皋陶为士，瞽叟杀人，执之甚是，舜窃负而逃，未为合理”等类。我回答：间谍工作如纯为国家，胸中没有歉然。皋陶一段，正是中国伦理与法律的矛盾。日本维新时代，极力灌输法律重于伦理，戏剧中常表现。时局一日一日黯淡，她们常常要问时势，我给她们两个比喻：“抗战如比球，建国如考试”。“比球”有阵线，同队者互相照顾，我们可以靠人；“考试”只靠自己用功，父子兄弟不能相顾。开罗会议后，我知道战后台湾将还给中国，忍不住一天向学生说：可能明年我要求曾先生让我教地理，大家对我呆看；我说：我生而国家失掉的一块土地，拿回来的时候，给我机会在地图上将这块地区画成本国一样颜色；我告诉她们我是甲午年生的。
苦中得乐，一年过去。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讲《孟子》，而高三要我继续任课。为考大学有“国学常识”一门，学生和季肃都想我担任这件事。这题目如大海捞针，而高三的时间有限，我请夏尊先生担任，而愿为助。夏先生要改两班文卷，已经想让出一班来，不肯再添钟点。于是我固请其答允，由我先教，无论何时，感觉不济，请他接下去。如此我担任高三“国学入门”，而且不得不兼一课《论语》。加《论语》的理由为“国学”如一百货公司，时间有限，每个部门只能见点零货样品。而“儒家哲学”直接间接影响中国文化最大，则最少这一部门能认识个主流。我选了坊间现有的几种国学概论、常识、入门之类，与季肃商定一本讲授。一星期过去，空气甚为沉闷。我试试离书自讲，写几页讲义，甚受欢迎。于是如入了阵，只能向前，不能退后，一直写下去。这一年，不是我教学生，而是学生引导我。为减少出门次数，我的功课是两小时连续，初恐学生厌倦，后来常在休息期间学生问长问短，我出不了讲堂。我混在这些可爱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时间差不多都为了她们用。不但我的讲义采取前贤时贤的意见，其他我看的书报、听的消息、联想的故事，凡于功课有助，都透一点给她们，我成了无事忙的贩子。季肃说我的讲义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缩写。许多补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国文课中讲的。
我同夏先生都不喜出题目考人，季肃坚持以考试鼓励读书。后来南屏高年级不用监考，由学生自治，是季肃的主张。我对学生说，我心里想的题目，连我自己回答不出：时代发生思想，思想又影响时代，以我们此刻所处社会，未来的思潮将为何？如何的思想有益于我们的未来？
南屏的同事们都兼人的努力。经济状况渐惭稳定，除季肃外，必须提起王元璋君，她教生物功课，兼会计主任，亦担任过事务。南屏经济公开，涓滴归公，爱惜公财，节制浪费。到南屏去，晚上只必要的几处开着灯；进浴室，水龙头常有一根绳子系着，用几次然后冲一次水；厨房烧剩的柴，都一刻不浪费，取出作焦炭：而南屏图书室里的书时时有增加。初搬胶州路校舍时，屋多人少，办过一时膳宿，伙食由元璋主持，很注意到营养；南屏校董会同人都主张把健康放在读书之先。我那时还未见过美国的“小饭堂”，每遇亲友中长于调度的人，常做一个请愿——办简易食堂。看重营养，这是报国一件大事。我是由自己经验，和所见学校包饭情形而发此念。在莫干小学，我同膺白皆极力提议；饭菜品少而量多，每桌一荤一素，同样盛两碗，用公筷，鸡蛋为常有之菜。因南屏办伙食，我始知道上海哪一种菜场可以买到“讲究人家”挑选下来的便宜货。
季肃出自生活优裕之家，元璋亦然；季肃自己不知理财，而为南屏惜财，元璋为南屏理财如自己，我都不胜钦服。我曾对季肃笑说，我若另外办一件事，第一个想要挖她的人是元璋。在同事中，我同元璋多一种特别接触。在币值跌落无定之际，教职员薪给随时需要调整，由季肃定几条原则。元璋按原则结算分送。季肃自己的薪水如何办？开校董会将不胜其开。每次由元璋电话告我增薪比率，大概季肃所定者，低薪的加得多些，高薪的加得少些。我代表校董会决定季肃在中间一级，我说：“取最高，曾先生不安；最低，校董会不安。”元璋算出数目告我说“如此，我送了”，以此为常。
南屏不向外界募捐，艰难时都由校董会自设法。我曾陈述我的意见：“受人之惠而不感激则无良，受人之惠而即改观感则无宗旨，教育与其他善举不同，宁缺无滥。”同人无异议。抗战后，我的亲友由川滇归来，分别送我现款，指明转赠南屏。此事由君怡、性元提议；远道而返，不送我其他礼物，而助我正需要的地方。他们知道庾村毁损太多，难于着手，而南屏则根基已固。我后来知道这些是他两家摆地摊卖去行李之钱。胜利初期情绪兴奋，则亦受之而安。在昆明植桑制酒成功的运成舅汇来五十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款，在当时亦不算少数。赠款者还有其他朋友。这是南屏惟一接收赠款的一阵，后来闻者渐多，却之不恭而受之不安，恐违同人原来之意，我婉转请停止。这笔款成为南屏基金的一部，在后来金圆券时代悉数遵令拿出兑换，有负赠者盛情，故记此以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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