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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记忆所及，与检视膺白在政整会任内，他与蒋先生及行政院汪院长往来电报，完全为国家，文字中寻不出一句不谅解之言与一件不谅解之事。国难要比民十七（一九二八）济南案件严重得多，但政府搭配得分工合作，比济案时散漫情形不同。济案时，蒋先生是北伐总司令在前方，日军所提无理要求都送到总司令部。南京国民政府尚未经国际承认，国府主席谭延闿向日内瓦国际联盟申诉不受理，外交部长黄郛对日本外交部的抗议亦无效。日本军人已开始不受其政府约束，而我们是前方后方责任都在蒋先生。后来是蒋先生派张岳军先生到日本，日本派松井石根，同到济南，劝制日军师团长福田，福田亦见旷时并不能持久，搞不出更多的祸患，而下场的。
这次，是北平、南京、南昌一个三角架，不是民十七的一直线。可以分责任，亦有伸缩。这个形势倘支持多几年，能够：一待蒋先生国内大业澈底成功，二待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冲突在中日战事之先，则中国元气之伤不致如此。可借日本军人不容等待；中国政治不能等待；连膺白的健康亦不及等待；廿四年（一九三五）起他病了，廿五年（一九三六）冬他去世了。
我必须回头记几位关心膺白的人，第一感谢胡宗南将军，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膺白离沪北上的次日，吾家来了个陌生客人，持有胡将军的介绍片，门房告以已经动身，乃留地址而去。我忽然记起去年膺白从蒋先生处回来，告我在长江轮船遇一少年军官，自我介绍为“胡宗南”，言济案时在总司令部，亲见膺白的决断与勇敢，有甚深印象。这正与一些歪曲宣传相反，我不胜知己之感。见片即请一朋友回访来人，知系戴雨农（笠）先生，受托照顾膺白。后来由膺白指定一秘书，随时与通消息，廿三年（一九三四）我们南归，在杭州与戴先生同过一次席，同座系本省军警界人，对膺白的工作均了解，膺白这日感动而喝醉了酒。胡宗南将军，那时似系第一师师长。
在华北有两师中央军，我知道蒋先生都写过信。一九六四年在台湾承黄达云（杰）摄赠原函如下，黄是当时驻华北师长之一。
杰弟同志大鉴：驻平环境复杂，应时时谨慎，膺白先生为中患难之交，弟等应事之如事中，诸事须随时请教，得益必非浅鲜也。顺颂戎祉，中正手上。
廿三年八月廿二日
我必须记一对可敬爱的老朋友：张溥泉（继）与崔晳云（震华）伉俪。溥泉先生是发表为政整会委员辞而不就者之一，不知何故他到北平未告膺白。一次蒋夫人到平，无意中提及溥泉嫂去看她为故宫博物院事，我始知溥泉嫂亦在平，回头即去看她，她是我天津女师同学。溥泉嫂是一热情心直口爽的人，甚为念旧。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天津大水灾，我们两家恰巧都住天津，溥泉先生正在广东，膺白骑了马去看她，她已回避高地，但佣人告诉她膺白涉水而往水到马腹之事，以后她每见我或膺白总要提起此事。这日我到她家，她说溥泉先生在何敬之先生席上遇见膺白，回家告诉她“黄膺白黑瘦黑瘦”，她说：“我回答他当这个差使还能白胖白胖？”“一个待朋友肝胆的人，会对国家不肝胆？如何听几个后进之言，而疏远一个老同志？”这时溥泉先生进来同坐，这些话大半听到。我禁不住说了许多实情与苦楚，尤其对国事的焦急。他二位静静听我，我告别时，他二位同时问我次日下午是否在家，我答有空当再来，他们说不是答访而是看看膺白。次日我们四人相叙半日，便饭而别，溥泉嫂对我说过的话，又对膺白说一遍，说得很多，最使我感动的，饭后我去看茶之际，溥泉先生特意走过来告我：“今天虽然我内人说的比我更多，但她所说我完全同意。”这样早期革命同志的天真态度，令人永不能忘。
膺白当华北之任，他本人有两个弱点：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壮军人毫无诚意；二是“想解决问题”，而日本人正时时处处制造问题，永无止境。但他亦有其强点，其强点在“守正”，无论日本人中国人不能向他说私话小话。他对日本的认识，使走江湖式的人骗不了他。他对本国的忠诚，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动不了他。他对朋友尽直接建议之责，而从不在他方面作责备之语。我检视他对部属的电报，都甚客气，处事有错，常自认过。对蒋先生电反最率直。他不赞成一党制，屡建议改良，然从不在外唱高调，以博社会之同情。他从来没有借过日本人之款，与日本人从不谈“钱”字，亦从没有插嘴或经手买任何外国武器。用外国人废炮废枪杀本国人是他最反对之事。日本人从不敢请他聘用日本顾问，他始终独立而不倚。
我尝想，膺白对日本军政两界用的精神，如果用到经济界企业界，是否还要实际？膺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所得其上下一心之“建国热”印象太深，以为任何一界的日本国民无不与政治有关。个人且守中国旧说“官不营利”之训。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不同之点，与日本人谈到国事须处处存以戒心，然个人则人情味极浓，商人尤守法重德。《塘沽协定》后，膺白标“安定人心，整顿生产”之旨，有日本实业家愿供资本，谓如不愿借款，可在中国银行存款供透支，以二千万至三千万元为数。膺白答以：华北首在裁兵，然后兴利，略计项目须五万万，不敢零星浪费。这是他临时以大计划来推托，阻其好意。事曾面报中央。
停战后，膺白第一次南归在廿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初，他往牯岭，我回莫干。临别曾劝他辞职，他态度甚坚决，以为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任未完，不可贻难事于后人。第二次南归在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则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句，求去甚力。这年的六月，在杭州与蒋先生相晤；蒋先生住澄庐，我们住钱王祠葛宅，岳军先生住西冷饭店，均在西湖边。一日，膺白从澄庐深夜归来，欣然告我蒋先生谅解他不再回北平，态度如释重负，我们决定次日一早上莫干山。就寝不久，电话铃响，主人听后转告，系岳军先生的电话，请膺白明晨稍迟动身，尚有要事面谈。杭州的夏天甚热，我们所住客房在三楼，热气紧逼，入夜未散，经往返传话，我怀疑膺白辞职事又有变，心事提起，一夜未能入睡。次晨不到七时，岳军先生已至，谓昨夜别后，蒋先生重又电西冷饭店请他去，问膺白究为何事坚决不肯回任。岳军先生答以种种内外困难之外，恐我之劝阻亦一原因。蒋先生嘱其先留住膺白，当再来面谈。是日一早，蒋先生出席航空学校典礼，礼毕即来钱王祠，入门呼我，坐定问我为何阻膺白北行。我当时有点火气，答言：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蒋先生说我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我谓华北有一片亡国景象，蒋先生说：惟其如此，吾们更不可放手。终叫我勿阻膺白北行。上一晚，蒋先生当比我们更迟休息，这日晨当比我们都早起。其时他穿军装，主人欲开电扇，他止不用。我穿着蓝夏布衫，还摇扇不已，膺白见这情形，示意我勿再多言，他无言再上征途，虽始终无补于国，其不得已之情可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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