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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七日的电已经拍到上海，因膺白正拟应召赴汉口，我留山未曾偕行。这几个月来，膺白为山上住民公益会，山下莫干小学，上海的新中国建设学会，忙得少有余暇，常在奔走之中。在山“奔走”二字是名符其实的步行。为学会，许多书籍和文稿，他都仔细过目，有的须自起草，我即偶然帮忙，并不省他的力。他久已不见日本人，日本人之狂于“自忠其国”，而昧视“人亦忠其国”的态度，见之令人寡欢。政治圈内蒋先生的左右对膺白猜忌，反蒋的人更连带存恶意，造起对外谣言来，总有膺白一份。常识以外无稽之谈，正为中国人缺乏对外常识故，很易乱社会观听，连中国人亦不解“人亦爱其国”之义。我实在希望膺白不要再问中日之事，免去“无益于国而徒自增苦”不必要之责任。致全力于学会和公益，虽涓埃无补于事，总亦稍尽心力。在家庭言，这些事我均竭力随喜，颇似民国七八年在天津写书时，是我们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段。以个人言，我是提到日本而恐惧的人，上述膺白为济案所受内外刺激，我所感觉并不比他少。我的度量不如他宽，然对此，我不但自藏其刺激，还须做得十分泰然以安慰他。当时我是仅仅三十几岁的人，与他常住在山上，从来没有一次他不想回上海或到杭州而我一个人提议要下山入城的事。我刚刚费几年之力，感谢我们有一点藏书，磨练成功了另一种积极自处之道，见膺白又将为国为友而“入瓮”，我是十分不自然的。这是我们上山以来几年中，第一次我没有跟他同行返沪。
事有凑巧，廿一年八月底膺白过沪赴汉之际，何亚农君来言，有日人内田敬三由东京来，托一刘石荪君辗转访他，他正北行来返，内田在沪坐待。何并不认识内田，见面始说出此来为铃木贞一送信，铃木要来访膺白。膺白不识内田与刘，何君则曾任廿三师参谋长。民国十三四年我们在北京时，铃木系日使馆驻在武官松井之副。段执政时，张作霖入京，时国民军之势日蹙，一日铃木来吾家，突然献非常之策言“张作霖可以杀也”，膺白拒不令其辞毕。膺白向来反对不择手段之举，对外人更存戒心。不久吾家出京，后又南归，不闻其人已久。日本政变前，铃木曾居欧洲有年，此时系法西斯组织中重要分子，为荒木首相所亲信，人言其足以左右极右派政策。
若无以上蒋先生嘱与日人接洽之语，膺白可能不重视其事。因有上述“有”电，这次突如其来铃木要求来沪之议，他遂迎而不拒。铃木在抗战后虽是大将阶级的战犯，此时还是一个大佐。中国人彼时还照旧以阶级分轻重，以为高级的人总是有力，膺白已经懂得日本当时形势权在下级军人。后来有一次坂西利八郎，他原算一个早期的“中国通”，到吾家来，正巧碰着根本博出去，根本其时还是个中佐，坂西想不到膺白认识他，告诉膺白：“路子对了。”
铃木贞一于廿一年十月十五日到沪，膺白纯以私人资格晤谈。这一个多月中间，膺白到过汉口晤蒋先生，回上海后放宽限制陆续见过坂西、冈田、船津诸人。自十五日至廿一日，铃木前后到吾家五次。第一次由刘石荪同来，系礼貌拜访，片刻即行。十六日铃木单独来访，与膺白纵谈世界大势，东亚将来，归结于中日问题如何解决，他希望蒋先生，希望膺白，膺白觉得事已至此，各有立场，非普通方案可能解决。十八日李择一陪铃木贞一、冈田有明来，这日谈到满洲问题。膺白对东北问题，在上年十二月有《东北问题我见》一文登在《复兴月刊》一卷四期，他说：“东北沦陷，荏苒年余……不独东亚和平受其影响，即世界前途，其为黑暗抑为光明，亦莫不系于是。吾国始终遵守联盟会员国一分子之义务，诉之国联，以求公道和平之解决，乃……年复一年……在日本借口民族自决，建设傀儡之满洲伪国，在国联则日斟酌事实，主张高度之自治政府。前者固为吾国民所万难忍受，后者亦尚非恒久和平至善之谋。”文中他告国际联盟：“公约威严必须保全，此次东北事件，吾与日本，均未宣战，两国使节均未撤回，事前既无通牒，临事又仅仅借口自卫，乃自卫复自卫，北则长春、哈尔滨，西则锦州、山海关，其结果囊括我东三省全部以去……此等蛮干成功之事实，国联如认为有斟酌之必要，则今后……小国弱国固随时随事可招覆亡之祸，大国强国亦将敛物敛财以作攻防之备，是则人类前途虽欲不成黑漆一团之世界而不可得矣。”他告日本国民：“东三省土地与关内节节相连，东三省人民百分之九十九与关内有血统关系，其血液中实流有中国四千年旧文化，旧历史之痕迹，而永远不能磨灭。此绝非一‘力’字可以解决之。”他告四万万同胞：“消沉不足以兴国，呼号亦不足以救亡，此种巨大规模之外力压迫，非有巨大规模之内力膨胀，不足轻言抵抗。”他说：“年来一误再误，对于国权恢复运动，不内求而外求，对于仅有之国力民力，偏又不外竞而内竞。自今以后，当咬紧牙关，抽紧肚带，痛自忏悔，力图振作……邻邦而觉悟也，则国际原无不解之仇，晨撤‘满洲国’之旗，以启和平之门，夕可举香槟酒之杯，以现提携之实。邻邦而终不觉悟也，则吾国固不幸，而不幸者亦绝不止吾国已也。”
他与铃木谈话原则不离此。他亦始终希望中日提携，在东北中国国防需日本之助，而日本资源亦需中国之助。他以为东三省可作中国主权下之永久中立自治区域，中国不驻兵，日本亦即撤兵；中国劝伪满撤销独立，日本不干涉；为此永久中立自治区域之繁荣，中日经济防御互助。他主张中日派员会商，国联派员参加，以协商此事。这日铃木在吾家便饭，席间大谈其东洋政治哲学观。
二十日下午铃木又来，提出他的方案：东三省设立外交调整委员会，由中日共同派员组织，对中国本部则放弃一切特权。这个不伦不类意见，显然不肯放弃满洲，本来并非谈判而不过一种意见，遂不再谈下去。
膺白的主张实系顾到东北国防，亦顾到日本，调子甚低，着眼则在两国大处远处，在当时，不但日本军人做不到，即中国国民亦未必放心而甘心。廿一日铃木来辞行，并偕根本博来，当面介绍，根本博当系他同组织中人。后来膺白北行，塘沽停战之事，铃木大概在后方出点力，根本博后亦调到北平。
膺白于十九日、廿一日两次报告蒋先生与铃木晤谈情形。他告我此次与铃木晤谈感想：日本后起军人之政治兴趣及科学知识提高，使其前辈威望减色，故秩序已乱。又：以农民生活为准之勤俭风气，是针对工商界暴发户生活之不满。铃木曾举其外家每人每月廿元之例；五口之家，百元小康，此与膺白平日理想甚合，惟中国尚难达此水准。又：亚洲为一经济单位，此亦膺白所看到且以为当然之事，但必须合作，而不可独霸，独霸则不平，而必不安不久。另一件事则所述近年在欧洲所见，当系德、意“法西斯”情形，膺白一向主张分权，对极权不感兴趣。
我似乎提起过膺白对东北的忧虑甚久，阎、冯战后他曾请当局注意，勿使东三省大吏久留关内，生后顾之忧。远在此以前，民十七年（一九二八）他在外交部任内，他曾有提案，如何保持且引伸英美在北方的经济事业；他是国民政府第一个正式与英美谈判，借解决南京事件而复交的人。这件提案内容我未见过，我知道这件事在济南惨案后，是乙藜告诉我的。乙藜自济南回来，交给我膺白的公事皮包时说，所有行李全部遗失，然始终谨持此一皮包，只在紧急时抽出一件公事毁去，即上述的提案，恐万一落敌人之手，更增疑忌。膺白本是应蒋先生召到徐州，不是到济南，乙藜是他机要秘书，这件公事是否带给蒋先生看，已否通过，我均不知。我闻乙藜报告后，不久上莫干山，亦不再向膺白提以往之事。因中国的东三省问题，为世界大战和世界大变起因之一，我不禁又想到这点。如何当时朝野，把这块介于两强之间的沃土，大家看得那么轻？
民国廿二年春，华北局势又紧，时何敬之先生已经北上，代理蒋先生所自兼的军分会委员长。四月间，蒋先生重提膺白北行之事，当时局势如下列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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