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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白没有进党，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是自然的。辛亥以前他参加革命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以同盟会为基本成员而组织国民党，行两党对峙式的议会政治。凡同盟会会员实际都自以为是国民党党员。惟当时以军人不宜干政，故军人不入党，虽不入党，他们的精神和行动，都向着跟着国民党的。膺白是军人如此，与他同样的还有不少。那时，国民党、革命党、民党在一般人看来有同样意义。
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改组，参加者除宣誓还盖手印。有些人不赞成如此，未去参加，膺白亦然。他重法甚于人，重自由意志甚于服从领导。他的朋友在他身后论他：从此常持独立见解，革命方式与前不同，亦不朝三暮四，忽友忽敌。膺白没有入国民党，然亦从不属任何其他的党或派或系。
国民党经过十年的困苦艰难，在国内国外俱不顺手。在国内有军阀的敌人，亦有军阀的同伴。在国外，日本不愿中国之成功，欧美亦报中山先生以淡漠。而这时四出招徕者有苏联，中山先生遂采取了联俄容共政策，国民党再改组，近于苏联方式。
我至今不解，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左右何以中山先生会联络一向压迫南方革命党的奉张、皖段？又何以北方的国民军在酝酿时不早点告诉南方？南北相呼，彼此都加声势，不必落军阀之手，而对国际亦不必一面倒去！在膺白方面我所知道的，他埋头酝酿，而力不在手，事无把握。
在北方，我们不敢提容共之事。我个人只有两次经验：一次在北京，不知如何同我妹妹性仁，提到我们住房的房地契，她说：这些都将无用了。她的屋是举债而得，夫妇二人积年卖稿偿债，成功比我的更辛苦。她言下甚为沉重。又说：现在还可能，多吃点鸡吧，将来没有得吃。她的身体比我坏，需要营养，有此感觉。我的说法不同，预料要苦，在不苦时先练习起来。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姊妹间为未来生活而讨论到的话。又一次在天津，膺白已南归，我亦将动身，膺白来信有给张敬舆先生的一页，叫我面交，信内的话很简单，大意有两点：一、“洪水”有挽救可能，二、希望他在北方亦努力，使国家早统一。敬舆先生看信后，当我面，照膺白嘱，将信焚去。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冬膺白南归后，蒋先生几次叫他入党，膺白不愿。蒋先生是十分好意，在国民政府下从政，必须是个国民党员。要发言有力，必须是个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中执、中监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又国民政府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最高行政决策机关，而中央政治会议系由中央执行委员所组成。不是党员则不能参与这些事。又膺白屡次言“法”和“制”和“党的组织”，他的意思：国家要立“大法”，政府要有合理的“制度”，党要有合理的“组织”。这些亦须是党员才有资格建议。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春，我们从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到上海，其时膺白离开蒋先生还不过一二天，忽然杨虎（啸天）匆匆赶到，面交一封蒋先生的信，信内别无他事，只是膺白的入党志愿书，上面介绍人张静江先生和蒋先生自己都已签了名，只待膺白自签。膺白没有签名，原件由杨带回。蒋先生初到上海，一日在亚尔培路我们家里，谈到政治，又谈到英士先生，叹息着说：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蒋先生自己专心军事，而由膺白办政，可以合作分工。然英士先生究竟已死，而膺白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那日何以有这段谈话我不如道，我因参加送客，在他们很闲散的神气中，听着上述几句。其时亦正是汪精卫、宋子文二先生一同到吾家来，他们二位以前没有到过吾家，以后亦未再到这所房子，匆遽进来是寻蒋先生的。我不大了解宁汉与左右派争执的真点，尤其人事上忽左忽右的变化经过。大概这是在汪与陈独秀共同宣言之际，只记得第二日报上登出蒋先生声明与汪合作之事。亦记得膺白看了报，觉得那日他和蒋先生谈话不是如此，颇惋惜这变化。当时汪从苏联归，宋从武汉来，都尚称为左派的。
民国十七八年之际，有一次报载河北省党部指导委员中有膺白名字，当时不解原委。后来闻知几位老同志以为膺白当然是党员，如此不必再经过入党手续。蒋先生如此容忍一个倔强的朋友，老同志如此要为他开方便之门，而膺白终不动心者，不是矫情。
膺白对当时党的组织、政治作风、政治制度，均有异议。这些异议他大概都对蒋先生陈述过。在北伐告成之后，他觉得蒋先生已经是全国数万万人共戴的领袖，不必以党自外于国民。在党有左右及地区派系之别，而在国只要为国家人民做事，可心无二用。他曾列举一个领袖的成功，国民要多少负担，民国以后袁世凯用国家多少钱，段祺瑞用国家多少钱，他当时说的数目好像是四五万万元。袁、段二人都错过了机会，没有导国家上建设之路。他劝蒋先生快准备对国民的成绩。他说之再三。依我印象，蒋先生对这类话都很倾听，不然膺白不会说而再三。蒋先生是继承中山先生的人，对中山先生有知己之感，革命党中尚有元老很多，他必须站在现有党的立场。膺白则以为清党而不改其组织，则有其短处而无其长处，失去可得之人心，错过机会是可惜的。
膺白对于国民政府下政治制度之异议：一为委员制，一为头重脚轻现象。委员制人多而不负责，结果不是被不负责任者误事，即是成就负责任者之独断，事无大小集中一人，多半是由此制度而养成的。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组织复杂庞大，亲民之官——县长——愈无力亦无能。膺白主张“多级总揽制”，分层分职，而负全权全责。看后章他自拟的上海特别市组织章制，与他和国联政制专家晏纳克先生的谈话（见《感忆录》沈觐宜先生文）可以知之。早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初，他和蒋先生讨论过改革制度如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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