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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第一件不幸而可痛惜之事，要数癸丑（一九一三）南北用兵，革命党称为“二次革命”，袁政府称为“赣宁之役”。诚知有癸丑之战，则壬子（一九一二）何必议和？用兵结果，萌芽的新势力完全失败，官僚军阀旧势力成压倒胜利，从此旧势力为祸民国二十年，新势力亦因挫折而趋向极端。其事之经过与起因如次：民国二年癸丑三月二十日之夜，国民党国会议员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于上海沪宁铁路北站，次日因伤重死于北站铁路医院。宋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奔走革命，为《民立报》评论员有年。日本吞并朝鲜，谋占中韩边境之“间岛”，宋氏作有考据精详之文，以确定间岛之为中国领土。其死年仅三十二岁，为国家一大损失。
宋氏死后，上海租界巡捕房依据线索，将凶犯应桂馨及武士英二人逮捕，引渡于上海地方法院。从密电中查出，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洪述祖，承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意旨，勾结上海帮会首领应桂馨，许以“毁宋酬勋位”。价买武士英杀宋后，应即有电报告赵、洪曰：“梁山匪首已灭。”证据确凿，上海检察厅票传赵、洪到案，不理。在沪国民党要人与国民党势力下之赣、皖、湘、粤诸省，讨论应付之方，用法律抑用武力，久不决。袁政府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成立大借款英金两千五百万镑。财政外交都有把握之后，突下令免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粤督胡汉民职，同时派北兵南下。癸丑（一九一三）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事，称讨袁军，沪、宁、皖、闽、湘、粤先后响应，不及两月俱失败。讨袁军失败，袁政府大捕革命党人，强迫国会选出其为大总统后，即解散国会，毁弃约法。其后两年，称帝洪宪，几覆民国。
袁何以欲杀宋教仁？为宋一手组成国民党，民国第一届选举国会，国民党占绝对多数议席。以宋氏之才在国会，纵革命党如约让总统于袁，而制宪议政监督大权在国会，未来政府之不以为便可知，故必欲去之而后快，是枭雄不喜大法，不容政敌之一例。
我必须顺便解说“革命党”与“国民党”两者界限，两者似一非一，不但局外人常常淆混，即局中人亦不甚注意。革命党是民国以前参与革命者一个泛称，一般人提起革命党，会联想到烈士，含有甘冒非常的意义。故民国后舆论，称革命党为“民党”，指努力创建民国的人。具善意，革命者亦常自居为民党。实际革命党的组织为“同盟会”；同盟会者，革命同志的同盟。其中最大成员有三：（一）“兴中会”是孙中山先生所倡，中山先生是鼓吹中国革命的第一人，远在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他提倡兴中会于檀香山，次年成立于香港；（二）“华兴会”是黄克强先生等所组织；（三）“光复会”是章太炎先生等所组织。看会之名称，可知发起革命之意义；看会的人物，可知革命空气，在广东、湖南、浙江诸省者尤厚。光绪卅一年（一九〇五）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同盟会何以在东京成立？为知识分子之首先参加革命者，大都是日本留学生。日本不能容纳甚多华侨华商，但能容纳甚多读书人。明治维新更足以影响中国人的自励自振心，其文化、文字、习俗，乃至生活程度，皆与中国人易于配合。从日本回国的人，不求甚高物质享受，谋生而外，尚有余力注意国家的事。克强、太炎二先生均未到过西洋，而对本国文化皆有甚深素养。这些人往来中国、日本间，不但团结在东京的革命知识分子，亦容易吸收国内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且以籍贯之故，中国革命思潮由边疆而至腹地。华兴会、光复会虽后起，然革命势力之须团结合作，势所必至。中山先生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的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是中山先生所提出。同盟会同志信守纲领，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的。
国民党成立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八月，其成员为：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奔走而促成之者，宋钝初先生。其中同盟会于革命历史最久，此外或系帮会，或因人事而独树一帜，大抵都属于革命党。国民党之宣言曰：“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群小分立。”其政纲为：“促进政治统一，发展地方政治，实行种族同化，注重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此宣言与政纲显然系民主国家两党政治下一个政党，而其党员则为向来的革命党。但有一点，当时以为军人不宜分党，故革命党的军人均未入党，虽不入党，精神和心理自然属于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后，经中山先生改组，同志制渐变为领袖制，终成一党专政性质的党。其组织与意义，非辛亥以前革命党之旧，与民国元年宋钝初先生奔走而成之国民党亦不同。故国民党系由革命党人而成，而革命党人不全在于国民党。最初军人不入党，其后因意义不同而不入党。膺白即为如此的一人。
我今述我个人在二次革命所见经过。本章以下，我的经过大半与膺白共同。我与他以夫妇而兼同志，不论忙和闲，我常是他最近便的一个书记。但今所写，他不及见，是我自己的记忆和看法，归我负责。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冬，我们一行四人同车北上至天津；四人者，张岳军先生和夫人马育英，膺白和我。我在天津最熟，膺白住过北京，岳军先生住过保定，育嫂系初次到北方。同学侯宝琳君家帮我在河北区车站附近，租得一所三间平房的小屋，有地板，似铁路员工住宅，我们甚满意，除膺白一个旧勤务兵王渭文帮忙外，侯伯母还为觅得厨子老张。
这次北行为膺白在北京有几件须接洽之事，他的任务一半代陈英士先生，一半为自己，大概如下：（一）沪军都督府撤销的报告；（二）英士先生出国考察工商手续；（三）廿三师解散后的报告；（四）他自己出国考察军事手续；（五）观察北京新政府和社会一般情形。沪军善后分两项，报销和人事；人事又分两项，请资格和请深造。老少不同程度参差的人，却都热心从事革命工作一番，解散时曾拟三种办法：一种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登记任用；一种未必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稽勋褒奖；一种年青有志的，请给机会留学。膺白手里三项名单都有。廿三师的安排甚简单，几个团营长保送北京陆军大学为学员，余按军级退伍。膺白出洋的经费出自江苏省库，而非出自北京国库，此次到京接洽，与自己经济无关。这点任务，预定在北方有两三个月勾留。与英士先生约定，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我们由东三省经朝鲜，到东京会齐，同访欧美。其他同行的人，已到东京安排考察日程。我们由北方起程的原因：一是顺便，不必再回南，二是膺白对日本合并后的朝鲜建设甚为注意。他在军咨府筹办军事官报局，往日本参观并购机器，曾经到过汉城二次。他告诉我，听朝鲜孩子在学校唱日本国歌时的难过。他亦甚顾虑东三省前途，劝我这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取道于此。
任务在北京而居家在天津，我负一半责任，理由甚简单而亦甚天真。我在天津有旧时同学相叙，托辞居津，可避免参谒当局。我读过书的北洋女师，正是袁世凯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曾见过他几次。我以戊戌政变极同情主张变法的一派，对袁有成见，不愿接近。膺白到京谒袁时，他还提起我是他学生，何不往见，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对。除此以外，在津与南方电讯、交通都早一站。京津相距车程不到四小时，当天可以往来。我们四人分班入京，常留二人在津看家。我离开北方四年左右，此次天津不如以前热闹，而北京则改变甚多。上次我在天津，正值北洋大臣治下，开始新建设，实业与教育二事之提倡至显著，市政亦然。金钟桥、河北公园、国货陈列所、售品所，我都看见其开幕。中国人在贴近租界自建新式都市而乐居之，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津。此次天津在政治上减少了重要性，直隶都督不是北洋领袖，天津亦只是一个普通省会。我们住着甚为清静，我尤其如归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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