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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仁又名景芳，小于我两岁，我称她“弟弟”，有时呼为“老芳”，她始终叫我“哥哥”。她与我从未同过举，共过师，这是母亲的主意；母亲说：“姊妹同学，竞争则伤友爱，倚赖则妨进步。”我们性情有不同，然没有彼此相比较心。她与我同样，开始读书出于意外，幸运有贤明的父母和师长，可怜无正常之机会与途径。女孩子可读可不读，多半由自己摸索，摸索故常事倍功半，然亦因此有独往之乐。我姊妹都家务之外，见书而喜，敬慕读书的。我十三岁以前，附读私塾，只须出国文先生一份修敬，董政孚先生授地理，范拱微先生授数学，皆尽义务。十三岁考进北洋女师，月得津贴甚厚，连衣着足自安排。十六岁后到教会学校读英文，是出学费最多之时。我用费多，母亲即选择学费较便宜之处让性仁去。每次我离家时，母亲交我纸包银洋一卷，嘱曰：“父亲辛苦，弟弟身上克省，你好好用功。”我恒哭而后行。年暑假，我的路程稍远，要比性仁先一二日动身，迟一二日回家，她总是高高兴兴为我整理行李。出门时尽好的东西让给我，归来有不用之物送她，虽旧，总是欣然接受。逢人常说“我的哥哥”，表示信任。
我性毛躁而发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久而后消，故我体健而她身弱。我幼时有玩具一匣，中有各色青田石图章，烧有凹凸花瓣之白磁书碟，父亲写剩之扇面，用余之金银粉小磁盅，五彩花笺，合放一小箱，箱有两屉，布置有序，间日一开弄之。这些物作，或属奖品，或由磨墨劳力而得，我特自珍赏。此八宝箱最为性仁所忻慕，一日，不告我而启视，我恼怒尽倒于地，性仁从容整理如原状。我不自安，借他事以慰之，又自愿分润几件，她不纳不理，且久久不与我交谈。
我受父母命，做过弟妹的温习补课先生，俨然先生的假尊严，成我终身的不自然。父母去世，我又俨然效父母之爱，传父母之教，这反常心情更为人所难解。父母岂学得到？我未熟而熟，不老而老，无意中许多错误，性仁年纪与我相近，能许我是，而诤我非。
我与性仁曾有过两次泣别，嘱托后事，而均无恙。一次泣别在辛亥革命，我十八岁，她十六岁，以为光复大业要经过长期艰险，二人商量，一去一留。我胆大，请以身许国，她心细，愿在家事父母，分手时她哭而慰我。后来我并未做任何冒险的事，她却陪母亲坐船下乡，讲说革命是拿回祖宗之物，不是造反，大家不要怕，而应该帮助，乡下人很起劲烧茶水请母亲和她喝。第二次泣别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春天，反洪宪帝制的同志们，都以为浙江省之向背，与成败有密切关系，辛亥（一九一一）癸丑（一九一三）有前例可鉴。要加速浙江当局的决心，需膺白返沪，而膺白因癸丑之役，有袁政府“不论生死，一体给赏”通缉令，命令曾贴上海通衢。究竟他往云南抑或返沪，由我在沪先与几位浙江朋友接洽而后决定，他在香港候我电报。我计算，在沪赤手空拳且险，然有助于全局。膺白自己无野心与闻桑梓之政，省中当局能信之，劝说较易，于是不顾一切电请他返沪。这时，我父亲携弟妹由嘉兴到沪，赁居爱尔近路春晖里。父亲搬沪的理由，原为我；我奔母丧回国，正值云南起义，父亲不要我返里引人疑窦，移家就我。性仁与我在闸北觅屋，因此地与商务书馆编辑所相近，父亲所熟识，没有想到公共租界曾袒袁，亦不预料膺白回来之速。父亲平日论时事，责袁氏背信叛国甚烈，然我试探膺白应否回沪，他总迟疑以为尚早，这张“不论生死”的通缉令，委实使他不能放心。我接膺白返沪确讯后，不得不急急出去觅屋，觅屋要在法租界，因法租界比较宽容革命党。一切只有两个朋友知道：彭凌霄（程万）先生在渔阳里，我与约定膺白从法租界大自鸣钟码头下船，先到他家暂住；殷铸甫（汝骊）先生在协平里，夫人郑惠昭嫂陪我向经租处租得同里一幢屋。万事俱备，我要离开父亲处。我虽已成年，在父亲处出入必报告，且从无至晚不归之事。于是我先将事实详告性仁，与她商量，要求她两件事：其一，要她帮我向父亲说谎。天！父亲教我们勿说谎，我们乃聚谋对他说谎。其二，我将于次日清晨独到码头接膺白，若不幸出事，我不再归，以后家里一切是她之责。我父亲曾中过风，行动不便，君怡时年十五，性元十岁。她极言担当，叫我放心，然一夜哭不能止。我因心中有事，待天明，陪她整夜不眠。
我搬到协平里之第三日，忽然性仁陪父亲到来，携着大包小裹，还带着吾家久用的一个姓周的老妈妈。她说，一切已经明告父亲，知我为谋安全，不敢雇佣人，父亲商得老妈妈同意，到吾处帮忙，如此，门户及饮食，我都可放心不管了。篮里、包里，还带着已经煮好的菜。老妈妈是我母亲留下来当心我父亲饭菜的人，君怡性元均她带大，是吾家一把重要的手，让给我用，她的工作要性仁添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往来于尚贤堂、渔阳里、淮河路之间，膺白设计，我作传递，外埠来人，我为前哨，未露消息，而所事幸遂。父亲的恩不能忘，性仁的安排亦不能忘。
性仁幼时喜数学，有愿学医，曾向母亲要求。母亲问我意见，我答，学医必学到底，择偶须就同业，母亲因而踌躇，一言影响其前途。她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读书，因父病而归。她将考北京女高师时，我因她一向偏喜数理，加她注意勿疏忽史地。她取我架上《汉书》，看一星期不放手，入京还带走，但未与我言兴趣何在。在女高师，名常居前列，为方惟一（还）先生最得意弟子，从此嗜好文学。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她与天津陶孟和（履恭）君结婚，孟和时为北大教授，二人志趣相投，淡泊为怀。家住北京东四牌楼月牙胡同，房东卖屋迫迁，觅得北新桥小三条胡同之屋，极合意，而屋主只卖不租。时甥女维正已生，维大方在孕，孟和上有老母与一不嫁之妹，于是举债出重利购屋。正在五四运动之际，北京政府已屡屡欠薪，教育部与所属各大学尤苦，常久候得半月之薪。性仁以多产而病，且欲译书售稿，助家计而偿屋债，生活尤克己，至营养不足，体愈弱，性趋悲观。一次，我告诉她，我手边有点钱，存银行息不过一分，为何不向我商，而负如此重利与限期偿还之债，自苦如此！她说，借所亲者款，亦有不便处，能免为佳。这所房子实是她的致命伤，为此而更碍其健康，但她卒如期还清债务，且翻盖北屋，与孟和母妹同居。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后，我居浙西莫干山，春季“映山红”遍开，“映山红”即杜鹃花。性仁爱花亦喜昆曲，我用牡丹亭曲语请她到山看花曰：“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她回信曰：“八年未上先人丘垄，请在沪相候，将过南京邀性元，到沪与姊弟同回乡扫墓，然后上山赏花。”到清明节她果南来，一一如约。扫墓毕，由君怡夫妇携孩子们回沪上学，我姊妹三人上山作十日之游。尘念均消，童心复返，平生同游之乐，以此为最。回沪时，她与性元都添得不少行李，大筐小包，皆山中野兰野杜鹃，一路在车上犹不废灌溉之劳。性仁平时寡言，这次在白云山馆门前，朝夕同散步，她讲所喜书，所看小说，所感动的事和言，忽多唯心之论，共勉以“心安为理得”。
“九一八”沈阳变起，她一改温文之态，同我一样激烈，与我通信甚多且长，滔滔不尽。匹夫有责，而我们匹妇无谋，借文字以发愤。我们同以为召外侮之原因固多，但不能抵抗外侮之事实由于内争。见报载章太炎先生言：如无阎冯之战，则双方几十万健儿足以应敌，何至如此仓皇！我们不胜同感。更追溯一个一个政府与日本的关系，边省与邻邦的关系，一次一次勇于内争而引狼入室，恨国人忘怀之易。我们约定了一项很幼稚消极的制裁行动，我们不与参加内争的人为友，友而参加内争，相见不与握手，使全社会添一道德标准。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后，华北亦渐多事，性仁夫妇先把维正、维大、愉生三个孩子送在上海君怡家。这时君怡自己的孩子尚幼，和吾家熙治都未进过学校。为诸甥择校，我始发见在上海觅一近于理想的学校之难，党化的纷争竟连中小学都不免。当时学校大概有三种状况：党化则师生忙于外务，一个上海最老的私立女校为人所夺，读书其间的学生家长，有事欲晤校长而难以见到，校长常常开会去了。反党化的则往往支持乏力，不前进与不活动亦为青年所不喜。教会学校则一向与中国教育精神有距离。我为维正姊妹报名允中女学，校长是老务本女学出身；务本倡办人吴怀久先生的夫人所鼓励，受公共租界津贴奖的一个学校，介绍给我的人称之曰准教会学校，且说这时候但求定下来读书，说不上理想。性仁来信要把儿子愉生送到莫干小学，愉生是最小的孩子，性仁虽说节俭，然比乡下生活究竟相差甚多。我和膺白都踌躇，除非我自己亦在乡下，而此时因时局故，膺白不能如前几年的长期居山。性仁一再函托，且说这是难得的机会让孩子认识实际农村生活。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其时尚未结婚，他为我解决了难题，愉生在莫干小学和全体同学共饮食，但睡在他的房里。熙治随我到过学校，她是住在女生宿舍的。至长城战起，性仁孟和都南来，愉生在校生病，性仁非常悲观。其时膺白受命北行，计局势系暂时绥靖，孟和急急带愉生北返进协和医院，暑假他们全家回平。这年的五、六两月，君怡为两个姊家，不知多少次的深夜送人上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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