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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疯子提数万之众，纵横南楚之湖北省，无可阻拦，与此同时，公元前297年前后，秦国司马错、张若的西路水军，也联翩攻占了楚属川东地区的巫郡，以及湖南、贵州、四川交界的黔中地区。楚国基本上丧失了湖北、川东巫郡、黔中这些西壁江山，君臣向东逃窜，退保安徽、江浙以及中原东南部地区，在中原东南部的河南淮阳建立流亡政权。
淮阳，是老包拯陈州放粮的地方，也是从前陈国的都城，因为在河南省东南部，距离楚国近，长期当楚国的小尾巴，春秋末期干脆被楚惠王吞并了。楚顷襄王走避至此，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楚庄王的后代，以“庄”为姓的“庄辛”同志痛心疾首地指出了楚顷襄王滥授封君的错误，还提到了“亡羊补牢”一词，勉力他东山再举，只是他无力挥刀自攻，扭转封君太盛的局面。
我们说，战国时代列国的封君，不外乎是两种身份，一是国君的亲族（如孟尝君、平原君都是国君的侄子、弟弟之类），一是功臣能相。如果是后者作了封君，比如秦国的商鞅、张仪、白起之徒，倒也有利于国政，因为这些功臣往往有政治才干。秦国的封君中，就多是这种布衣功臣英豪。而山东六国就不同了，六国分封亲族的传统习性根深蒂固，列国掌权的封君如孟尝君、平原君者流，都是王族亲戚来的。而楚国的情况最严重，楚国封君中王族贵戚背景的人，其比例在列国中最高。这些人当官全靠有个好爸爸，往往目光短浅，肉食者鄙，安插大家族私党，独擅朝廷政治大权，以其大家族和私党垄断朝廷空缺，使得职业官僚贤人，没有进身之地。
更气人的是，楚顷襄王把自己的男宠也都封了君。“庄辛”同志曾指出：“楚顷襄王在郢都被攻破之前，还出行游玩，左州侯，右夏侯，后面跟着鄢陵君和寿陵君。这些人都吃着受封之粟，载着国库之金，和楚顷襄王驰骋游于云梦，专淫奢靡，不顾国政。早晚郢都必危矣。”楚顷襄王回答说：“先生老悖乎（脑子进水了吗）？请出国留学去吧。”把庄辛赶走了。
所谓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都是楚顷襄王的宠臣玩伴，分别封在湖北监利、武汉、河南鄢陵、安徽寿县，都是富裕的好地方。从名字上看，鄢陵君、寿陵君未来还要侍奉楚顷襄王于地下，给他当陪葬，所以有“安陵”（通假鄢陵）、“寿陵”的称法。这俩美男也怪不容易的，死后还当风流鬼。楚顷襄王以私情滥封——白起说——导致了“群臣相妒、良臣斥疏（比如早年放逐屈原），而谄谀之臣用事（比如跟车的这哥四个，这哥四个用事，能抵御得了白起的进攻吗。即便楚卒骁勇，用绵羊来领导他们，也完蛋了）。”
王族亲戚以及男宠们当封君，导致政治腐败，同时也虚耗国家经济。
什么意思呢？封君除了垄断朝纲政坛以外，往往还拥有大片私田，是偷税漏税大户（以后我们可以举平原君的例子），还可以征收城市农贸市场的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比如从前李兑、魏冉争夺陶邑，就是看中了它肥得流油的商业税），封君并且利用政治特权倒卖倒买，搞运输发财（如楚国的鄂君，有水陆运输许可证和免税过关特权）。他们利用手中特权经营商业和手工业，放高利贷，于是“私家富重于王室”，钱多得就可以养成上百千的食客。总之他们与国家争税争利，是国家经济蛀虫。他们肥了，国家却穷了，没钱养兵搞建设了。
在明朝，朱元璋弄了很多封王，跟战国时代的封君是一个意思。受封的都是朱元
璋的子孙，让他们白享福。到了嘉靖年间，全国每年供给京师的米是400万石，而各地封王征收的禄米，是853万石，国家能不拮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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