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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戏剧早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它太急迫的鞭策改变不了它的基本步履，对它太严厉的斥责也惊动不了它的容貌体态。
究竟怎样才能对中国戏剧作出公正的体认呢？
一、在历史梳理中获得体认
迄止19世纪，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
改写这个纪录的是王国维。在他之前，梁启超的思考也体现了比较科学的历史观念。1905年，梁启超不同意《新民丛报》上的一篇文章对清代戏剧衰落原因所做的分析，撰写了一段辩正性的文字，显示了他对中国戏剧文化的历史见识。《新民丛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清代戏剧不景气，是由于清代的满族统治者原是少数民族，“其所长者，在射御技击，其所短者，在政治文学”，甚至“不知音乐美术为何物”。（渊实《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1905年），《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五号。）梁启超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清代满族统治者应与元代蒙古族统治者相仿佛，元代法网也密，为什么元代戏剧却那么繁荣呢？他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清代戏剧衰落的原因：
第一，明清两代用八股文取仕，渐渐地把知识分子都吸引到了八股文的轨道上，而“八股之为物，其性质与诗乐最不相容”。他认为，在把科举视作知识分子唯一“荣途”的中国，文化现象与科举考试的要求紧密相连。“自唐代以诗赋取士，宋初沿袭之，至王荆公代以经义，然旋兴旋废，及元，遂以词曲承乏”，每代的取士标准造成每代的艺术风气；
第二，清代学术界形成了程朱理学的学风。程朱之学兼包儒、墨，提倡正衣冠，尊瞻视，“从坚苦刻厉绝欲节情为教”，构成了一种非乐精神。程朱理学在元代影响不大，由明兴盛，至清而形成风气，正与戏剧的盛衰相反逆；
第三，随着程朱理学形成风气，乾嘉学派的考据笺注之学也兴起于一时，而这种学问干燥无味，“与乐剧适成反比例”；
第四，自雍正年间限禁伎乐之后，士夫中文采风流者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从事音乐戏剧的权利，于是艺术就落到了“俗伶”手里，趋于退化。但艺术毕竟为“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俗剧”也就流行。这是政治势力造成的戏剧与文学的分裂。（参见1905年《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五号渊实《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一文后梁启超（署“饮冰”）所写的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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