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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滞留在那里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因“对抗皇军”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压抑伤痛，穿透黑暗，寻找“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阴暗……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那里，永恒的中国！”
对诗人说来，他用“残损的手掌”一再抚摸的黑暗的中国土地是具体的，那个“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的“永恒的中国”则是朦胧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战争，而且是文明与野蛮搏斗的里程碑。通过这次战争确立的文明原则，把“永恒的中国”的基本轮廓描绘出来了。
“二战”与人类文明的新水平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意大利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上野蛮和黑暗的积淀：蔑视人权，践踏生命，敌视自由，肆意侵略，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为战胜他们，需要高举人类文明的大旗，凝聚正义，压倒邪恶。于是，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新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人类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有三条：
1.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2.国家独立，民族平等。
3.确保人类自由特别是四大自由。
针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创造的剥夺公民自由，种族优越、种族屠杀和“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的统治形式，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这四大自由成了激励各国人民奋起反对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旗帜。《大西洋宪章》把“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列为目标。《联合国宪章》则以“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为基本宗旨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更宣布：“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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