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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袁老师，从您的简历看，您的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经济学，但是为什么您后来的研究却转向了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
袁：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1950年，高中毕业，少年多梦。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统治推翻了；国家、政府、共产党在我心目中浑然一体；热盼为祖国富强出力，顺理成章选择读经济，于是，进了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加上“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连不断；饿死人了，还要说：“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只能跟着上面的调子宣讲，不准越雷池半步；而且最基本的经济数据都成了机密，客观的学术研究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可是，长期养成的对任何事物都要独立思考的个性，绝对无法容忍人云亦云的安排。环境与性格无法协调。于是，我就转向历史研究了。后来的遭遇证明，其实史学领域自由空间也很窄。顺便说说，尽管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没有做过纯哲学研究。
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问：可能大家对您印象最深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这本书影响很大。对我们有强烈震撼的是，您首先从史料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我们以往历史认识的颠覆。
袁：这部拙作的遭遇，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书在1991年就写完了，到处寻找出版社，一再碰壁。深圳毕竟是特区，思想开放一些，海天出版社顺利放行。十多年来，读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但另一方面，风风雨雨，故事不少。没有想到今年形势大变，有的文章发表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甚至有些多年前的文章，也被编辑挖出来重新发表。这部书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改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就要上市了。在这部书中，我追寻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基本的信念是“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必然的选择是用史料说话。不是我有多么高明，而是人们对连篇累牍的假话和套话十分腻烦，有机会听到真话，觉得新鲜、惊奇。
问：但实际上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这本书里，已经有了您对历史史料进行分析的方法论框架。但是为什么您只写了上卷就没有再往下写了呢？
袁：《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方法论上有几个特点：（1）把1840年至1949年的思想文化变迁看做是一个整体，不强分为近代、现代。（2）以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民主、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作为判断一切理论是非的标准。（3）改变哲学史就是阐释哲学家个人的理论的传统，从思潮变迁的角度去论述。（4）严格区分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阶段性。（5）申明“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在20世纪80 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坚持这些当然是有感而发。我后来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66万字，从19世纪60年代写到1927年，1985年交给出版社后（1987年才印出），按理应该接着往下写，可是，1927年至1949年间，那些不能不涉及的人物和思潮容许我自由评说吗？命运注定我们这一代冀图说点自己的话的人，只能在缝隙中寻求话语空间！避之为上，只好掉头写晚清。
问：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命运，可以说一直纠缠着您的整个思考，或者说，是现实而不是学术，首先决定了您那一辈学者的思想底色。
袁：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思想史。我们那一代其实分化得很厉害。不管是无可奈何还是心甘情愿，大都成了驯服工具。反抗这样的命运的人很少。就我个人来说，九一八那一年出生，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中长大成人；加上生活在不愁衣食的家庭，从小就养成买书、读书的习惯；生活和书本催促我思考，关怀祖国命运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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