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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新春，本报记者采访了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袁伟时教授。
记：又是世纪末，回望百年前的1899，您有什么感想？
袁：新世纪应从2001年开始，把1999年看作 19或20世纪的终结，也许体现了人们期盼跨入新时代的急切心情，应该理解和欢迎。
1899年的大清帝国，处在迈向大改革还是滑进大灾难的十字路口上。历史的行程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大灾难、大屈辱为19世纪中国的压轴戏；又以10年的改革奏响20世纪悲壮历程的第一章。上一年的和平改革演变为流血悲剧，非要经过又一场大灾难才走上改革之路，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记：1899年承先启后，似乎不是毫无作为。
袁：鸦片战争后大约10年左右必有一次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或内战，一次又一次与外敌较量，结局都是丧权辱国；终于在甲午战争后令朝野上下认识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戊戌政变杀了一批维新派后，确实并非一切复旧，这在经济领域特别明显。
例如，主动开放南宁、秦皇岛等口岸；在重要省区建立商务局，保护和支持私商；修铁路、开矿等等都在继续；相应地新办了一批直接为工商发展服务的技术学堂；还派遣了一些留学生。可是，在急需大改革的年代，这些作为没有也不可能遏止大灾难的到来，也无法抵消朝廷的倒行逆施带来的恶劣后果。
记：说得宽一点，从1899年回溯至1840年，留给后人的最重要历史启示是什么？
袁：这是所谓“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年代。化解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境，需要冷静、沉着推行全面系统的改革，随波逐流和片面的新政，不过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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