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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毛泽东早期传记，首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部传记的产生，充满了偶然和传奇的因素。斯诺不是共产党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记者。他回顾当年前往陕北红区的情况：“1934年，我的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属于兰登书屋）提议同我签一项合同，预付稿费750美元，让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我所代表的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对这个题材也极感兴趣，它在1935年建议资助我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这个建议我也放弃了。然而到去年（1936年）5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入陕北的红色地区了。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small>[1]</small>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带领秘密进入陕北红区，开始了几个月的采访。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带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完成长征后，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1935年9月在草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拥兵自重，命令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毛泽东等被迫脱离红四方面军，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这是被毛泽东自称为“一生最黑暗的时刻”。直到斯诺进入陕北前夕，在中共中央努力争取下，张国焘才放弃了自己的“第二中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北上，当时正在途中。毛泽东与红军到达陕北后，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生活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由于和张学良部达成了和平协议，严峻的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small>[2]</small>大家的创作积极性很高，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可见，毛泽东欢迎斯诺的到来，首先是为红军的出路和生存考虑。他希望斯诺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红军，帮助红军。红军长征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出去的，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请斯诺为自己作传的想法，斯诺在红区采访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使他处处感到新奇，兴奋不已。那么领导这些红军创造奇迹的领袖又是什么人呢？他自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因此，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采访的要求，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长谈中讲述了中共的成长历史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但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而斯诺追求的恰恰是人的故事，在斯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终于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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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记》书影
斯诺叫道：“我要的就是这个！”
斯诺回忆：“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黎）平坐在身边，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small>[3]</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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