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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有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small>[24]</small>在回顾上述事实后，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在军队建设工作中，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逐步确立我军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极端的提法，往往来自高层而不是基层。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实际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全盘苏化过程中确实走了一些弯路。《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这样叙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有必要的、正确的。部队在学习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顾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small>[25]</small>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欲速不达，对军队建设是没有益处的。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应用于我军的建设中，是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所必需的。我军虽然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但是应付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不多，因此需要认真借鉴外军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对苏军、美军的经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反“教条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盲目自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拉大了我军与外军的差距。当海湾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战争的模式和发展水平，全力追赶高科技，研究现代局部战争。如果没有走那么多弯路，我军的正规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战争是最好的老师，如何借鉴外军经验，赶超先进水平，使我军在反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总结，有许多方面需要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认真学习。
（3）在军队建设上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有争论是正常的，绝不能将这种争论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应该指出，在1958年以前，军队内部的民主空气是相当浓厚的。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国防战略、我军建设等重大问题畅所欲言，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把一些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作为现实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small>[26]</small>从此以后，军事民主的气氛大受打击，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甚至和宗派山头等历史纠葛混合在一起，给党内军内造成了恶劣影响。1958年批判“教条主义”，彭德怀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仅仅一年之后，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就成了集中火力打击的对象。在全面否定的前提下，不仅对彭德怀建国后的工作成绩一笔抹杀，甚至清算历史老账，进行人身攻击，使彭德怀本人对“左”的错误有了痛苦的体验。他反省自己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行为，并向萧克等同志作了真诚的道歉。这说明，早在我党纠正“左”的错误之前，彭德怀就已经在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了。
人生的经历是复杂的。彭德怀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是我党我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索党史军史中许多重大问题。但是无论歌颂也好，评价也好，都必须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去看，不仅看到他的杰出和优秀之处，也看到他的历史局限。这样，对彭德怀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下去，也是我们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最好的纪念。
[1] 《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写：《彭德怀传》，第29章，第33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 彭施鲁：《五十年代里军事训练工作中的反教条主义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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