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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太原、真定河东北两大重镇沦陷前后，金军方首脑们举行的平定州军事会议中，粘罕就乐观地提出先取东京，东京到手后，两河各州县自然归我所有的估计。不出三个月，东京果被攻破，但两河州县自然归我的估计，却未成事实。粘罕能够正确地估计到东京城守的脆弱性，却没有充分估计到两河军民及爱国官员的坚韧性。他们不以京城失守，甚至朝廷覆亡而改变其初衷。“愈久愈不变，愈不可为愈为”，这两句话虽为南宋末年人所说，但这种思想贯彻于每个爱国者的心里。不管敌人多么凶，不管自身的处境怎样困难，只要一息尚存，就得为挽救这个国家、保卫这一片干净土奋斗至死。这是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得以彪炳史册、历久弥新的最有力的保证。金军要完全征服两河之地，永远做不到，即使仅仅在军事上占有它，那也需要几年的时间。
第一次宋金战争中，金人已扬言要割两河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后来又扩大到黄河以北全部土地给它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在历次议和谈判中，以及它占领东京后，一再胁迫宋朝派出一批批的“割地使”到两河各地坚守不屈的城池中，去说服劝解守城将士放下武器投降。
在金酋条纹疏浅的大脑组织中，以为割地使都是赍着赵官家的文字，前去劝降的。既然赵官家已同意割让这个土地，地方将士还有什么理由坚持反抗。他们的想法错了！守城将士的大脑组织，要比金酋复杂深刻得多。他们析义甚精，推理得当。首先他们是为大宋朝（事实上也包括中华民族）守此一片土，而不光为了官家本人。要不要坚守下去，并不根据官家个人的意志。再则，他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些割地之命，即使不是矫诏，也出于金人的威胁和奸臣们的怂恿荧惑，并非官家本人的真意。
在围城中，彼此鼓舞、黾勉，相互激励起来而形成的一股忠义之气，对于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动摇者是一种压力。在那种气氛下，很少有人敢于冒大家之大不韪，公开提出投降的主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实，他一句话刚出口，愤怒的群众就拥上来，把他活活打死，鞠蹴如泥。未享受到投降者的甜头，先就受到叛逆者的惩罚，他临死前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其愚莫及的蠢事。
因此割地使虽然一再派出，但收效甚微，没有什么史料记载，说明哪一座城池是直接受到割地的朝旨而投拜金酋的。当然，部分不坚定者，当形势逆转之时，也会以朝旨为借口，放下武器，以图苟免，并以此影响其他的人。某些城池就是在这种间接影响下遭金人攻破的。但这毕竟是少数。金军的首脑们，也了解到这个事实，以后他们仅仅把它作为军事攻破的辅助手段而不再寄予很大的幻想。
第二次围攻东京前，金人就指名要朝廷大员耿南仲、聂昌二人分别到河北、河东两路，去执行割地之命。
耿南仲是出头露面的主和派，在朝时排挤打击主战的李纲，先把他挤出中枢，又削减他河东宣抚使的权力，处处掣肘，造成三路救援太原之师的全面溃败，这样好向渊圣证明主战之不可靠。
但是耿南仲之流要使官家完全信任他们，寄以心膂，任之国政，单靠攻击主战派，吹嘘他们的主和是万应膏药这一套还不够，他们还得装出一副苟有利于国家，蹈汤赴火，万死不辞，决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义愤填膺的姿态，这样才能见信于官家。康王赵构出使之役，渊圣鉴于此行关系重大，特旨以耿南仲为副使，协助赵构去大名府与斡离不议和。想不到一向标榜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的耿南仲，以本人老病为理由，向渊圣“乞骸骨”回里，拒不接受副使之命，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假面具戳穿了。渊圣一怒，改派他的儿子耿延禧为赵构的随员，代父出使。接着又同意金人的要求，不准还他“骸骨”，强迫他与金使王汭一起去河北宣谕割地之旨。这是渊圣对耿南仲的惩罚，要他去吃点苦头。耿南仲躲不过这一劫，只好在王汭与二百名军队的押送下，拼着老命去河北一行。
他们去的第一站是河北卫州，在远郊之外就被有组织的乡民包围起来，他们锣鼓一响，乡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顷刻间就聚合了数千人。大部分乡民手中都有武器，口中扬言要杀死万恶不赦的金贼和卖国的奸臣。耿南仲胆战心惊地拿出朝旨，乡民不由分说，抢过朝旨，一把扯得粉碎，王汭一看势头不好，拨转马头就逃，耿南仲急急跟上，没昼没夜地颠簸在马背上，把一副老骨架几乎拆散了，总算逃脱性命。从此躲在老家，再也不敢回京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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