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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该担心什么？只有它自己的萎靡、松弛与懈怠。
——莫洛托夫，197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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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圣诞夜，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大批苏联的机械化部队越过泰尔梅兹市附近阿姆河上匆匆搭起的浮桥，开始进入白雪皑皑的阿富汗群山之间的幽暗峡谷。苏联公民从国外的短波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尔法”和“别尔库特”精英突击队猛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的宫殿，杀死了阿明及其家人和卫兵。克格勃成立了以阿富汗流亡共产主义者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首的傀儡政府。几天后，苏联的塔斯社宣布，此次入侵的原因在于极度复杂的局势，“这种局势将阿富汗革命的果实和我国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个消息就连苏联大部分对外政策精英也感到意外。研究这一地区的专家对于此次入侵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杰出的学者们立即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老人的严重失策。阿富汗在历史上就是个不可征服的地方，那里生活着极端排外的穆斯林山民。不过，对于此次入侵公开表示抗议的只有一个平民，那就是苏联的异见人士和核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政治局立即把他从莫斯科赶到高尔基市，让外国记者无法采访到他。
苏联的突然入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要远大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入侵引发的震动。后者并没有中断欧洲缓和的进程，对于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也很小。1979年的这次就不同了。西欧的反应不一，但美国的报复来得是既快又狠。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入侵阿富汗可能只是苏联在战略上向波斯湾突进的开端，那里可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地方。这显然立即威胁到了美国最为重要的利益。白宫采取了一连串的惩罚性的制裁措施，冻结并搁置了与苏联有关缓和的大部分协议、谈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卡特甚至禁止将谷物卖给苏联，虽然这样的交易本来是有利可图的。他还向世界呼吁，抵制即将于当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十五年后，从克里姆林宫的档案中发现的新的证据表明，苏联领导层没有任何进抵波斯湾的侵略计划。学者们现在认为，当时主要是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形势引发了苏联各位领导人的反应。塞利格.S.哈里森（Selig S. Harrison）认为：“阿富汗政局的变化之快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始料未及。事态的发展令他们身不由己，结果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事后看来，入侵阿富汗的行动虽然在一开始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其实却是苏维埃帝国超负荷运行的最初的信号之一。就仿佛是要证明这一点一样，1980年夏在波兰爆发了革命。作为反共的全国性的运动，团结工会的崛起对于苏联在中欧的地缘政治地位来说，威胁要大于“布拉格之春”。但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决定不派部队，结果让波兰革命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在这一决策中，担心美国人报复只是个次要因素。沃伊捷赫·马斯特尼写道，“在波兰危机中，莫斯科的处置方式并没有受西方任何具体政策的重大影响”。
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个灾难性的误判而非进攻性的计划，那是否因此要重新评估之前的整个阶段呢？正如许多有关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书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苏联与西方缓和的“高潮”迅速回落的时期。紧张的军备竞赛一如既往，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1975～1976）和埃塞俄比亚（1977～1978）大打代理人战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非洲之角”战争，“缓和被埋葬在了欧加登的沙漠里”。苏联对外政策的资深专家大多也都坚持认为，在1979年底之前，缓和的势头已经过去了。不过，他们把这归咎于卡特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之间的误解。
仔细考察美苏两国的国内状况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缓和的势头为什么会衰退。在美国，缓和这个字眼到1975年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它成了两大政党的许多政治家抨击的对象。在与华盛顿关系恶化的问题上，人们对苏方的态度研究和探讨得较少。本章要探讨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影响苏联对外政策走势和维护苏美关系良好势头方面的能力的逐渐减弱。随着他本人兴趣的减退与健康的每况愈下，官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其他诸多因素就注定了苏联在对外及安全政策上的放任自流和停滞不前，而且危险的是，还把手伸得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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