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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55年底，莫洛托夫指示他的一名工作人员到列宁著作中查找提到对外政策的幼稚等于犯罪的地方。显然，这是要引用该观点反对赫鲁晓夫。
——苏联外交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回忆
莫洛托夫的立场是错误的，极其错误，不符合我国的利益。
——葛罗米柯论莫洛托夫的外交，1955年7月的苏共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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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采取“新”对外政策，试图重新打开莫斯科在冷战前拥有的外交空间。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层公开放弃了对即将发生战争的预期。战争和革命阶段必然到来的斯大林主义命题让位于一个新命题：资本主义体系与共产主义体系长期的“和平共处”和非武力竞争。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事实上，冷战还增添了新的动力。两大对立集团的互相恐惧和猜疑依然如故。
苏联有些回忆录作者认为，西方对于苏联的新对外政策缺乏灵活而积极的回应，结果坐失良机，未能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的确，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务卿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克里姆林宫观察家，都把克里姆林宫的变化和苏联在外交上所展现的新的灵活性，不是看作机遇，而是看作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和平共处”这套说辞可能会妨碍他们建设欧洲权力中心的计划——该中心将与英国一起，承担“遏制”苏联集团的重任。国内的政治状况与反共文化氛围，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意与苏联谈判。
对苏联方面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它其实也不准备谈判和妥协。新的文献资料显示，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统治者虽说是转向了“和平共处”，但仍抱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某些基本观点，在思想上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新统治者一心要维护苏联作为全球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开始与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领袖及团体结为同盟。新的文献资料还显示，在1953-1957年，斯大林的继任者之间的关系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决策不仅涉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同样也涉及苏联对其集团内部的政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对革命与帝国话语有利，如果被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态度软弱，那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为了赢得党政精英的支持，领导集体的成员竞相提出种种战略，加强和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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