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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最后的抵抗</h3>
寒来暑往，四季不断更替着，无论有没有危机。鲜花盛开的春天是时尚阶层离城休假的时间，公元前44年的4月也不例外。恺撒被杀后的几个星期，罗马渐渐人去城空。能把这个恐慌的城市甩在身后，那些锁好房屋出门的人一定觉得很宽慰吧。可是，在乡村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西塞罗去了罗马南部他最喜欢的一处别墅，发现那儿到处是建筑工人。于是，他继续往南，去那不勒斯湾。在那里，他也很快被土地测量员包围了。他在普特里的零售业已有不稳的迹象，有两间商铺倒闭了。“连老鼠都搬出去了，”西塞罗叹道，“更不用说那些承租人了。”然而，这位地主从苏格拉底身上找到了灵感，故作姿态地表示对自己产业遇到的麻烦不以为意：“永生的众神啊，这些俗事与我有何干呢？”1
哲学能提供的安慰是有限的。在其他时间里，西塞罗承认他的心情无法平静。“过去的时代，”他抱怨说，“让我的消化不良越来越严重。”260多岁的西塞罗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场失败。不仅是政治生活，最近几年，他的家庭也出现了问题。首先，在无数次争吵后，西塞罗跟共度了30多年时光的妻子离了婚。然后，他和自己富裕的被监护人好上了。她才10多岁。人们嘲笑他一大把年纪还娶一个处女，他则下流地反驳道，她的处女时代就要结束了。她也不会一直是新娘。婚礼才过几周，女儿图利娅死于产后综合征。西塞罗伤心欲绝。他的新婚妻子从一个可人儿变得让他无法忍受，被打发回了娘家。西塞罗独自体会着悲痛的滋味。图利娅既热情又聪明，是父亲最贴心的人。她走了，留下西塞罗倍感凄凉。朋友们难过地看着他如此自伤自怜，试图唤起他作为公民的责任感。但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话语，如今只能加深他的绝望感。西塞罗对一个前来安慰他的朋友解释道：“以前，当我在公共生活遭遇挫折时，家是避风港。可现在，家庭出现这样的不幸，我无法在国家事务中找到慰藉。我要远离广场和家。”3透过西塞罗的悲伤来看，共和国同他的女儿有几分相像：一个那么年轻的女人，如女神一样被人深爱着……并且死去了。
然后就到了3月15日。布鲁图举起沾着恺撒鲜血的匕首，高喊着西塞罗的名字，庆贺自由的恢复。西塞罗既惊骇又高兴，欢呼共谋者为英雄，把杀死恺撒的行为称为一项光荣的伟业。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西塞罗不久就心烦意乱地感到，可能连个开端都说不上。布鲁图和卡修斯打倒了恺撒，却没想要摧毁他建立的政权。相反，谋杀者和恺撒的心腹订立了尴尬的和平协议。结果，他们一天天地失去了主动。在亲恺撒人士的威胁下，布鲁图和卡修斯被迫离开了罗马。西塞罗曾催促他们采取更无情、更坚决的措施，此时批评他们的战略是“荒唐的”。据说，共谋者之所以没让他参与计划，主要是担心他因年事已高而变得胆怯了。现在，这个老人以恰切的话回击了他们。他抱怨说，面对消除暴政、恢复共和国的神圣任务，共谋者有“成年人的勇气，看得却只有孩子那么远”。4
即使在深深的绝望中，精明老政治家的角色仍是他所喜爱的。谁能否认他有这个权利呢？对年轻一代人来说，这个来自阿尔皮努姆的暴发户几乎成了偶像、传统的化身，以及那个伟大人物辈出的时代的活化石。甚至恺撒派的人对他也很有兴趣，虽然他对谋杀持肯定态度。在普特里郊外度假时，一个特别的年轻人前来拜访，向西塞罗致敬。这个年轻人长着一头金发，眼睛很明亮，年龄还不到18岁。他是盖乌斯·屋大维（GaiusOctavius），独裁官的甥孙。一个月前，他还在巴尔干半岛，与准备去征服帕提亚的军队在一起。听到恺撒被杀的消息后，他立刻乘船赶往布林迪西。根据恺撒的遗嘱，他已被正式收养，名字也应改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养父的老兵簇拥着他。耳边回响着他们的欢呼声，屋大维离开布林迪西去罗马。他不是直接往首都赶，而是中途先去了那不勒斯湾。在那些度假别墅中，他请教了许多恺撒派的重量级人物，拜访了西塞罗。这一次，令人尊敬的共和主义者表现出对奉承的免疫力，没显出对屋大维有什么兴趣。无论如何，作为恺撒的继承人，追缉杀害养父的凶手是他的神圣责任。这样一个复仇者怎么可能是好公民？“不可能，”西塞罗轻蔑地说。5他用年轻人原来的名字屋大维称呼他，而不是屋大维更喜欢的尤利乌斯·恺撒。6对西塞罗而言，尤利乌斯·恺撒有一个就够了。
尽管如此，他对屋大维也没有太多的戒心。离开普特里时，除了名字的一点儿魔力和继承全部遗产的决心外，这个年轻人一无所有。在罗马这样的政治角斗场，那些都算不上决定性的资格。而且，对恺撒派的头面人物来说，它们甚至还是令人恼火的，更别提恺撒的敌人了。虽然独裁官提名屋大维做自己的法定继承人，但还有很多其他人——如那些身居高位、手握实权的人——他们的眼睛也贪婪地盯着死去的主人留下的遗产。既然恺撒走了，罗马的大人物们的野心又有了自由的表现空间，但不是用布鲁图和卡修斯预想的那种方式。“自由恢复了，”西塞罗心情复杂地写道，“但共和国没有。”7
他接着写道，那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前景令人恐惧。被内战毒化了的旧规则、旧传统，是不是未经修复就已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罗马离一种扭曲的、鲜血浸透的新秩序不远了。在这种秩序中，行政官不如军队重要，合法的方式比不上直接的暴力威胁。公元前44年夏，它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军事巨头们不停地走访恺撒安置老兵的那些殖民地，讨好它们，贿赂它们。连布鲁图和卡修斯也加入了。毫不奇怪，恺撒的老兵对他们的反应很冷淡。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两人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意大利已经不安全了。他们悄悄地溜走了。据说，他们去了东方，但人们不敢肯定。他们曾自封为解放者，如今却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活，痛苦地承认了他们的失败。
对那些打算拥戴他们为领袖的人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在布鲁图和卡修斯离开后，留在最需要的地方——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面前，在这个给了共和国以自由的城市里——保卫共和国，这要有更大的勇气。如今，谁应该站出来？人们的眼睛看向了西塞罗。但惊恐的他已从罗马消失了。犹豫很长时间后，他决定去雅典。他的儿子说是在那里读书，实际上已成了学校最出名的酒鬼。焦虑的父亲急于将儿子带回正路。但他的船刚刚出发，就被恶劣天气赶回了港口。等待风暴平息的时候，西塞罗知道了罗马人对自己的看法。“好嘛！抛弃了你的国家！”8一向冷静的阿提库斯也在信中这样写道。西塞罗又是羞愧又是自负，总算鼓起了一点儿勇气。当然，他也意识到，坚持立场是自己的责任，他应该抵制那些军方人士。于是，行李又被捡了出来，西塞罗掉头赶往罗马。
虽然算不上不顾一切，这也是他一生最勇敢的决定。即将开始的是一场生死之战，西塞罗没有军团，有的是无人可及的演讲才能、老到的政治技巧，以及他的声望。罗马人用欢呼声迎接他。西塞罗与恺撒派的高层人士建立了联系，希望把他们拉进恢复宪法的大业中来。他有两个特别的目标：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Hirtius）和维比乌斯·潘萨（VibiusPansa）。两人是恺撒的著名军官，已被独裁官定为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候选人。当然，在西塞罗看来，不经过选民就事先分配行政官职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过，现在是危机时期，西塞罗不准备追究。按乱世的标准来说，他们两个还算谦虚，甚至还向西塞罗请教公开演讲的学问。的确，西塞罗已排除了一些不适合担当执政官的人，其中最危险的是马克·安东尼。他是当时的执政官，掌握着一支军队和恺撒的财富。
依照西塞罗的看法，勇敢、大方、有魅力是安东尼最吸引人的地方，但这些性格特征让现任执政官更危险。说到对女人的口味，在追求富尔维娅多年后，安东尼终于将克洛狄乌斯的骄傲寡妇追到了手。西塞罗觉得，这个家伙既好色又爱炫耀，跟克洛狄乌斯一样是害群之马。还有更可憎的一个幽灵，站在安东尼身旁。“我的命运怎么总是这样，”西塞罗沉思道，“在过去20年里，共和国的敌人也是我个人的敌人？”9无疑，喀提林的阴影无声地嘲笑着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公元前44年，西塞罗的自负甚至超过了他以前担任执政官的时期。谴责安东尼的时候，他是在向国家领袖宣战，而不是如喀提林那样，面对的是公开的叛乱者。但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安东尼是同喀提林一样的怪物，不把它的头砍下来，共和国不可能复原。西塞罗自封为法律的代言人，此时开始做打垮安东尼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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