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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远古的声音</h3>
在成为共和国之前，国王们统治着罗马，傲慢的塔昆（Tarquin）是其中之一。关于他流传着一个怪异的故事。有一天，一位老妇带着9本书，到王宫里找他。她想把书卖给塔昆。价格极高，塔昆嘲笑着拒绝了。老妇一言不发地走开，没有讨价还价。她烧掉了3本书。再次出现的时候，她以同样的要价卖剩下的书。塔昆还是抱以嘲笑，但心里稍稍有些不安。老妇离开了。到底是什么书？塔昆变得焦虑起来。神秘的老妇带着3本书又一次出现，索要一样的价格。这次，塔昆没有犹豫，赶快买了下来。老妇拿着钱离开，再不露面了。
她是谁？书中准确地预言了许多事，罗马人意识到作者是西比尔（Sibyl）。但这只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有关她的传说很奇特，很让人困惑。据说她曾预言特洛伊战争。她是10个女预言家的复合体？她永生不死？还是将要活上一千年？人们对此争论不已。另一些人更显睿智，径直怀疑是否有这么个人。只有两件事比较有把握：她的书真的存在，是用细长的古希腊语书写的；书中包含有准确的预言。虽然少了6本书，并且直到老妇第三次出现时才成交，可不管怎么说，由于塔昆，未来才对罗马人打开一扇窗。
但这对塔昆意义不大。公元前509年，一场宫廷政变将他赶下台。自罗马建城以来，国王们统治了两百多年，塔昆是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1塔昆被驱逐后，君主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共和国。此后，罗马人近乎病态地憎恨“国王”一词，无论何时提起，都会引起他们的畏惧与厌恶。反塔昆政变的口号是自由。渐渐地，自由和生活在没有主人的自由城市被人们圣化，成为衡量公民的标准和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为防止再出现暴君，共和国的缔造者创建了一种著名的制度：他们仔细地将被流放的塔昆的权力分配给两位官员；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不超过一年。他们便是古罗马的执政官（consul）。2执政官位居其他公民之上，两人相互监督。这出色地体现了共和国的首要原则，不允许任何人独自掌握最高权力。然而，尽管执政官制度很新奇，但它并没有彻底地将罗马人与过去割裂。君主制废除了，但其他的几乎都保留了下来。新共和国根源于遥远的过去——事实上，往往是非常久远的过去。作为执政官的一种特权，他们穿的宽松长袍仿照以前国王的做派，边缘部分装饰着国王专用的紫色；占卜的仪式早在罗马建城前就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罗马人拥有塔昆留下的三部神秘预言书，它们出自古代的、可能是永生的西比尔之手。
这些预言非同小可，罗马人将它们视作国家的秘密。普通公民若胆敢抄录，他们会被缝进麻袋，沉入大海。只是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当有可怖的奇事发生，预示共和国将有大灾难时，他们才能求教于这些神秘的书。预言书存放在朱庇特神庙，防卫十分严密。罗马人小心地选出一些行政官员（magistrate），授权他们登上神庙，翻阅预言书。他们的手指滑过已变得暗淡的希腊文字，努力解读它们，找出其中隐示的建议，以安抚愤怒的上天。
建议总能找到。罗马人既虔诚又实际，对宿命论毫无兴趣。了解未来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什么时候老天会下血雨，大地裂开并喷出火焰，老鼠吞金？罗马人认为这些怪事就像是被催债一样，警告他们亏欠了诸神。怎样补偿呢？办法可能是引入一种外来的宗教仪式，祭拜一位他们一直不知道的神。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行政官极力主张恢复长期忽略的传统，废除罗马人采纳的一些革新措施。回到从前，于是罗马的安全重获保证。
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这一点。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经常被社会变革的要求所困扰，比如扩大公民的权利、不断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等。与此同时，罗马人也顽固地一再表达他们对变化的厌恶。新奇的东西是邪恶的。罗马人不因新奇本身而接受新奇之事，只是在披上神的愿望或古老传统的外衣后，它们才能得到罗马人的赞同。这就是罗马的实用主义，保守性与灵活性并存。保留那些已经证明有效的制度；修正那些失败的；即使是显得多余的地方，罗马人也郑重其事地保存着——或许以后有用。共和国既是一个新的建筑工地，也在后院收藏着大量过时的“破烂”，它的明天就建基在混乱的过去中。
罗马人一点儿也不觉得自相矛盾。对他们的伟大城市，罗马人除了坚持祖先的传统之外，还能注入什么新的内容呢？一些国外的评论家把罗马人的虔诚看作“迷信”，3认为是犬儒主义的统治阶级愚弄大众的伎俩。他们错了。罗马共和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毁于内战和革命，罗马不是这样。在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尽管经常发生社会动乱，但城市里从来没有流血冲突。看看希腊人吧，他们的惯常做法是放弃普遍公民权的理想，遁入诡辩术。与之相对照，罗马人用公民权定义自己，把它看得比什么都神圣，比什么都可贵。共和国（republic）的含义正是公共事务（respublica）。在其他公民的眼中，罗马人确切地认识了自己。
别人如何提到自己的名字也很重要。在共和国，一个好公民是大家公认为“好”的公民。罗马人看不出美德和名声有什么区别，用同一个词honestas表示它们。全城一致赞同是罗马人所极力追求的。只要大街上聚集有心怀不满的公民，罗马便有机会得到更大的光荣。每次发生公民骚乱时，行政官的职位便会增加：公元前494年，增加了市政官（aedileship）和保民官（tribunate）；前447年，会计官（quaestorship）；前367年，司法官（praetorship）。职位越多，需负责任的范围越广，获取成就和赢得赞同的机会越多。公民们最渴求的是别人的赞美，最惧怕的是坏名声。之所以能维持健康的竞争精神，阻止它堕落为自私的野心，罗马人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觉悟：在公众面前，名声不能坏了。尽管斗争很激烈、竞争的形势很严峻，但虚荣自负被认为是幼稚的，罗马的公共生活容不得这种心态。置个人荣誉于共同体利益之上是不能容忍的，罗马人觉得只有野蛮人才会这么做，只有比野蛮人更糟的国王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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