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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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欧洲8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10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70万人。甚至连历来很小的英国党，其党员人数也从1939年的1.8万人扩展到1944年的5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17]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8]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第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19]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发展到72500人，并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20]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两国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26%的选票，社会党与其附属党派获得了25%的选票。[21]11月19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谈到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22]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23]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莫斯科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3月3～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确定了同法国一样的合作方针。[24]为争取国内反法西斯民主主义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领导人曾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彼·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斯大林在谈话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①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②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③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25]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3月14日，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陶里亚蒂还一再向盟国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墨菲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6]正因为如此，在10月9日苏英领导人会谈中，当丘吉尔表示担心盟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后意共会发动内战时，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对英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轻松地保证说，“埃尔科利是聪明人，他不会去冒险的”。[27]

1944年5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月26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28]9月22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29]9月26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

[30]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著名“百分比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认了既成事实而已。[31]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10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1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当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1945年2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32]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33]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34]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35]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36]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37]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38]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中国半壁河山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39]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无论国共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中共盼望的“国际援助”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道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革命”转向和谈。[40]8月25日，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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