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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家之学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之趋势】
儒墨及《老》庄皆有其政治思想。此数家之政治思想，虽不相同，然皆从人民之观点，以论政治。其专从君主或国家之观点，以论政治者，当时称为法术之士，（见《韩非子·孤愤篇》）汉人谓之为法家。法家之学说，以在齐及三晋为盛。盖齐桓、晋文，皆为一代之霸主；齐、晋二国政治之革新进步，亦必有相当之成绩。故能就当时现实政治之趋势，理论化之而自成一派之政治思想者，以齐及三晋人为多也。
春秋、战国时，贵族政治崩坏之结果，一方面为平民之解放，一方面为君主之集权。当时现实政治之一种趋势，为由贵族政治趋于君主专制政治，由人治礼治趋于法治。盖在原来封建政治之制度下，所谓一国之幅员，本已甚狭；而一国之内，又复分为若干“家”。一国内之贵族，“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即所谓礼者，以治其国及家之事。至于农奴，则惟服从其主人之命令，供其驱策而已。当时之贵族，极讲究威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曰：
《诗》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左传》卷十九，《四部丛刊》本，页十六至十七）
又成公十三年，刘定公曰：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取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以养神，笃在守业。（《左传》卷十三页四）
盖当时所谓国家社会，范围既小，组织又简单。故人与人之关系，无论其为君臣主奴，皆是直接的。故贵族对于贵族，有礼即可维持其应有之关系。贵族对于农奴，只须“有威可畏，有仪可象”，即可为“草上之风”矣。及乎贵族政治渐破坏，一方面一国之君权渐重，故各国旧君，或一二贵族，渐集政权于一国之中央。一方面人民渐独立自由，国家社会之范围既广，组织又日趋复杂，人与人之关系，亦日趋疏远。则以前“以人治人”之方法，行之自有困难。故当时诸国，逐渐颁布法律。如郑子产作刑书，（《左传·襄公三十年》）晋作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皆此等趋势之表现也。郑作刑书，叔向反对之。（见第三章第五节引）子产曰：“吾为救世也。”盖子产切见当时之需要矣。晋作刑鼎，孔子批评之，曰：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卷二十六页十）
叔向、孔子之言，代表当时比较守旧的人之意见。然此等守旧之意见，不能变当时现实政治之趋势。盖此趋势乃社会经济组织改变所生之结果，本非一部分人之意见所能遏止也。
孔子对于政治之意见，在当时虽为守旧的。然在别方面，孔子则为当时之新人物。自孔子开游说讲学之风，于是不治生产而只以游说讲学为事之人日益多。齐之稷下，即“数百千人”，此外如孟尝、信陵等公子卿相，皆各养“士”数千人。此中所谓“混子”者，当然甚多。盖贵族阶级倒，而士阶级兴，此儒墨提倡尚贤之结果也。由君主或国家观点观之，此等好发议论，不负责任之智识阶级，固已可厌。而一般人民之对于此等不生产而只消费之新贵族阶级，亦必争欲加入。其不能加入者，亦必有嫉恶之心。《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上篇页三）荀子对于各家之辩，亦欲“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正名篇》，《荀子》卷十六，《四部丛刊》本，页九）此等言论，虽各自有其前提，然亦皆系针对时弊而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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