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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豪强
秦、汉之世去古近，故其人等级之见颇深。《史记·项羽本纪》：东阳少年杀其令，强立陈婴为长，欲立婴使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目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此当时中流人士之见解。《陈涉世家》：涉与吴广，召令从众曰：“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无赖子之口吻，非通常见地也。然人心虽尚如是，事势则已大变。《廿二史剳记》曰：“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贵族此时，业已不能自振；中流人士，亦或拘文牵义，不能进取；惟下流无赖之人，无所忌惮，无所不敢为，故卒能有所成就；若偶然而实非偶然也。刘、项成败，亦以此为大原，说见第三章第四节。
汉世选举，并不重视门阀。唐柳芳论氏族，谓汉高祖起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先王公卿之冑，才则用不才弃之是也。见《唐书·柳冲传》。然亦不能全免。《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李广传》：以良家子从军击胡。《赵充国传》：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甘延寿传》：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sup>(1)如淳曰：“医、商贾、百工不得与也。”期门、羽林如此，他要职可知。汉世权戚，如西京之金、张，《汉书·张汤传》：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东京之邓氏、《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耿氏、《后汉书·耿弇传》：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窦氏，《后汉书·窦融传》：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虽贵盛实不为久，然门第之见，则已渐入人心；如杨氏自震至彪，四世为大尉，与袁氏俱为名族，其后扰乱之际，袁绍颇为人心所归，即其一证。《三国·魏志·王朗传注》引《魏略·儒宗传》云：“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薛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东诣京师。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大祖告颖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黄初中为秘书丞。大和后病亡。敕其子无还天水。”又《张既传注》引《魏略》云：“初，既为郡小吏，功曹徐英，尝自鞭既三十。英冯翊著姓。自见族氏胜既，于乡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虽知既贵显，终不肯求于既。既虽得志，亦不顾计本原，犹欲与英和。尝因醉欲亲狎英，英故抗意不纳。”当时大族单门，地位相去之远，可以概见。夏侯玄耻与毛曾并坐；贾诩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世称其善于自守；盖已渐启南北朝昏姻不通，起居不相侪偶之习矣。
强宗巨家，在平时实为治化之梗，至乱时，则更有不堪设想者。<sup>(2)《三国·吴志·步骘传》：骘以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会稽焦征羌，《吴录》日：征羌名矫，尝为征羌令。郡之豪族，人客放纵。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骘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祇结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方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骘 、旌于牖外。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当时豪民，其无礼敖慢如此。此已足败坏风俗矣。然尚不过无礼而已，甚有躬为剽夺者。如《汉书·酷吏传》言：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三国·魏志·司马芝传》：芝为管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大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迁广平令。今河北广平县。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托。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此遇良吏则然，若不肖，则将反与之交结矣。魏武之定河北也，下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粥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魏书》。公孙瓒罪状绍，谓其割剥富室，收考责钱，《三国志》本传（注）引《典略》。盖非虚辞矣。无怪鲍宣谓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其一也。平时之挠法乱政既如此，至战时，则有如魏文所言“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者。《典论·自叙》。《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田儋及从弟荣，荣弟横，皆豪桀宗强，能得人。武臣之死也，客有说张耳、陈余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羁旅不敌土著，此王郎之所以能窘光武也。王脩守高密令，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脩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惮不敢近。贺齐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袁绍逆公孙瓒于界桥，巨鹿大守李邵及郡冠盖以瓒兵强，皆欲属瓒。绍使董昭领巨鹿。时郡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为谋主，惊动吏民。昭即斩之，一郡皇恐。盖自擅于一隅之地，反侧于两军之间者，莫非此曹，根柢槃互，卒不可除，乱势之难于爬梳，此亦其一因也。
汉世政治，遇强宗巨家亦特严。二千石阿附豪强，为刺史奉诏所察六条之一。<sup>(3)杜延年以故九卿，外出为边吏，治郡不进，上以玺书让之。延年乃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马援为陇西大守，总大体而已。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大守事耳。”然则秦、汉之置守，其视豪强，乃至与外寇等也。严延年为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史弼为政，特挫抑强豪。小民有罪，多所容贷。看似失平，实亦有所不得已也。《后书·酷吏传》云：“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汉末名士，待宦官支党特酷。后人或疑为过激，而不知当时风气固如此也。严延年、史弼皆名列《酷吏传》。然不列《酷吏传》而务于摧折豪强者亦多，如赵、尹、韩、张、两王即是。
豪强与贵势相结，则其为害弥甚。《汉书·酷吏传》言：王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虽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请下户之猾，以动大豪。酷吏如此，况庸人乎？周纡征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纡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王畅拜南阳大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能如是者盖寡矣。况汉自宣帝、光武，已不能裁抑贵戚邪？见第五章第十二节，第九章第一节。
第二节 奴客门生部曲
奴婢之原有三：一曰俘略：《史记·项羽本纪》：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秦吏卒多窃言曰：“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sup>(4)及羽屠咸阳，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其破田荣，皆阬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汉王既灭项羽，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此战时所虏也。栾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孝文窦皇后弟广国，四五岁时，为人所略卖。《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蒲侯苏夷吾，鸿嘉三年，坐婢自赎为民，后略以为婢免。此皆平时恃强为之，实为罪大恶极。然王莽言当时之弊曰“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本传始建国元年行王田时语。则其事几与粥卖同其普遍矣。二曰罪人：此即所谓官奴婢，然亦可赏赐粥卖。如武帝赐异母姊脩成君奴婢三百人；后汉东平宪王归国，特赐奴婢五百人；清河孝王出居邸，赐奴婢三百人；晋武践阼，以奴婢二人赐王基。又如汉傅大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见《汉书·毋将隆传》。是也。官奴婢既可赏赐粥卖，则有罪为奴者，自亦可在私家，故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凳钳布，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也。三曰粥卖：此本民间因困穷而起。《汉书·食货志》云：“汉兴，接秦之敌，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sup>(5)则买卖人口，本为法令所禁。然此实所谓“法不能禁，义不能止”者。贾捐之语，见本传。故贾谊谓当时之民，岁恶不入，请爵卖子，几视若故常也。又有初以为质，后遂没为奴婢者。严助为淮南王谏伐闽越曰：“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赘即质也。又有贩卖外国人者。《史记·货殖列传》曰：“巴、蜀南御滇焚，僰僮。《汉书·地理志》作南贾滇、僰，滇、焚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西南夷列传》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焚僮、髦牛，<sup>(6)以此巴、蜀殷富。”《三国志·陈群传》：子泰，为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匈奴婢。此与欧人贩粥黑奴无异，人类之罪恶，真可谓今古同符，东西一辙矣。官奴婢有罪与否，已自难言，犹可诿曰：法固以为有罪，私奴婢则以无告而粥卖，国家所当愧耻而矜恤之者也，乃亦躬与为市。晁错说汉文帝徙民塞下曰“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足征官可卖买人口，由来已久。又欲募徙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此武帝时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之策也。至即治郡国缗钱，得民奴婢以千万数，则又视同财产而没入之矣。梁冀起别第，取良人为奴婢，名日自卖人，则又卖买其名，劫略其实。
奴婢之数，似降而愈多。<sup>(7)张良家僮三百人，在周、秦之际，似已不为少矣。汉世贵戚：则王商私奴千数。张匡之言，见《商传》。史丹憧奴以千数。王氏憧奴以千百数。《元后传》。窦氏奴婢以千数。《窦融传》。马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济南安王，光武子。奴婢至千四百人。梁节王明帝子。以罪见削，上疏辞谢，犹欲选择谨敕奴婢二百人。其豪富：则卓王孙憧客八百人。《司马相如传》。《货殖传》同。王孙分与文君憧百人。程郑数百人。折像父国，家憧八百人。《后汉书·方术列传》。曹仁弟纯，憧仆人客以百数。《三国志·仁传注》引《英雄记》。麋竺祖世货殖，憧客万人。先主转军广陵，竺进奴客二千。哀帝时名田之制，限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官所为限如此，未限之数可知。战国时三世为相，仅有家憧三百人者，方之蔑矣。汉人恒言：“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张安世家憧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业。刁闲收取桀黠奴，使逐渔、盐、商贾之利。《货殖列传》。当时之有奴婢者，皆使事生产，故奴婢愈多，主人愈富。《货殖传》言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颜师古曰：“指千则人百。”然则有憧百人者，富可敌万乘之国；而如麋竺者，其富且十倍于古之天子矣。盖井田废而民失职；工商之业，资本小者，亦不足与大者竞；故民之沦为私属者愈多也。汉武帝世，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其用之亦一如私家。然当时徒奴婢众，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其为损益，已自难言。后贡禹言：“诸官奴婢十余万人，戏游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则弥为失策矣。公家之营利，固终不如私家也。
当时豪民，待奴婢颇虐。实安国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可见主人虐待奴婢，置其生死于不顾之情形。侯应议罢边塞云：“边人奴苦，欲亡者多。日：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汉书·匈奴传》。亦无怪其然矣。《汉书·田儋传》：阳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儋婢廷，欲谒杀奴。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然虽有此律，未必能行。故董仲舒说武帝：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汉书·食货志》。王莽亦谓当时之奴婢，制于民臣，颛断其命也。新室王田之制，名奴婢为私属，且不得卖买，自亦不得专杀，惜其制不传。光武建武十一年二月，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八月，诏曰：“敢灸灼奴婢论如律。所灸灼者为庶民。”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疑实承新室之法而然。<sup>(8)不然，何前汉二百年，迄未之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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