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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这一丑闻令全国哗然，胡适也愤怒地称当时政治为“猪仔政治”。但与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选举制度，胡适说，在民主政治之初出现“贿选”之类的问题是正常的，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遇挫折，马上就宣布此路不通，仓促另寻新路。胡适举日本民主进程的例子说：“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有选举权者不过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一；但积四十年之经验，竟做到男子普遍选举了。我们的第一次国会比日本的议会不过迟二十一年，但是昙花一现之后，我们的聪明人就宣告议会政治是不值得再试的了。”他坚信制度框架存在总比没有好。他说：“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有人卖票，说明民选这一票还有用。比起这张票一文不值，毕竟还是进步。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许注定要从卖票甚至打架开始的，关键是一定要迈开这一步，然后再一步步地进行改良：“选票制的改革，从公开的变为秘密的，从记名的变为无记名的，便可以除去许多关于选举的罪恶。今日中国的选举坏到极处了；将来我们若想改良选政，一定还得从制度上去寻下手的方法。”针对曹锟之类的贿选，胡适认为是复选制带出来的弊病，他因此主张有限制的直选。他又针对直选中选民册的伪造与虚报，以自己家乡为例，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对策。
胡适的新思路显然与鲁迅完全相反。鲁迅一直把国民性的成因归结为“遗传的定理”，也就是说，有毒的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而胡适认为，国民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文化。人性有无限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趋向不同的发展。恶的制度塑造恶的国民性。用胡适研究者邵建的话来说：“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怯’之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就是要改变这个‘卑劣’的游戏规则。”胡适和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性的差别。
鲁迅认为，改革国民性，需要每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更新，改掉自己身上的“卑怯”“瞒骗”和“诈伪”，因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激烈的道德批判。胡适则认为，只进行道德批判，不追究道德背后的东西，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到“国民性改造”这个大锅里一锅煮，是达不到效果的。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不能试图以道德解决政治问题。“什么‘人心丕变’，‘民德归厚’，都不过是门面话”。只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国民性来。因为好的制度最大功用，就是能约束人性中的恶：“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胡适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方。胡克尔说过：“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规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以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美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胡适和鲁迅思路的分歧，是单向决定论和双向决定论的区别。与从梁启超到鲁迅的个人决定社会的单向决定论不同，胡适认为个人和社会是双向影响的，社会对个人的塑造和影响是主要的。他在那篇名为《不朽》的代表作中，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纵剖面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的，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又影响更后人……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在其他文章中胡适也提出：“个人是社会上种种势力的结果”，“‘我’是社会上无数势力所造成的”。因此胡适反对鲁迅“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认为“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是错误的，不改造社会，单独改造国民性是不可能的。制度变化是前提：“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社会“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